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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教學醫院都出現了財政困難。這樣，原來的一小部分收入也顯得很重要。因此，它們開始配合製藥公司這個贊助者，與合同研究組織展開競爭。當製藥公司堅持臨床實驗必須如何進行的時候，它們幾乎總能如願以償。

此外，整個學術界的氛圍都發生了變化。隨著1980年《貝赫—多爾法案》的頒佈，傳統的學術界和實業界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學術醫藥中心認為它們自己是製藥業的“合夥人”。請看哈佛大學的一些學術—行業協議。哈佛的一所醫院，達娜—法伯（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與諾華公司簽訂了合約，為諾華提供新發現的癌症藥物。日本的化妝品製造商資生堂與哈佛的馬薩諸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簽訂合約，十年內支付給醫院1億8千萬美元，以便優先獲得其面板科醫生的研究發現。默克公司在哈佛醫學院旁邊修建了一所高達12層的研究機構。雙方都希望達成多方面的緊密合作關係，儘管現在具體的合同條款還沒有公開。美國醫療聯盟（Partners　HealthCare）包括哈佛醫學院的兩所教學醫院，它邀請研究人員申請加入與千年製藥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的“合作研究人員交換計劃”。該計劃保證，一旦加入了醫療聯盟，“感興趣的研究人員將會被吸收到千年製藥公司的專案組中。”哈佛並不是什麼特例。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學術醫藥中心在贊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擁有股份。製藥公司對醫藥學校十分慷慨。例如，在2003~2004年度的哈佛醫學院院長報告中，贊助者名單包括很多大型製藥公司。因此，按照製藥公司的想法來進行臨床實驗是大環境的必然產物。

新藥到底有多好？（3）

其結果就是，製藥公司設計的臨床實驗由研究人員執行，研究人員只是個“執行工具”——不論實驗是在學術中心還是在醫生的診所中進行的。提供贊助的公司掌握了資料和實驗的核心，它們甚至不允許研究人員掌握全部資訊。它們自己分析和解釋結果，並且決定是否要發表出去。一項最新的學術政策調查中表明：“我們發現學術機構很難保證其研究人員能夠全面地參與實驗過程的設計、不受限制地獲得實驗資料以及自由地發表他們的研究結論。”這是對研究人員獨立的公眾形象的嘲弄。學術機構和研究人員對贊助者的妥協程度不同，但是通常，它們的妥協程度已經超出了可以允許的範圍。合同研究組織及其私人醫生網路就更不用說了，它們幾乎是俯首聽命。

研究人員喪失了大部分獨立性，但他們在其他方面獲得了補償。許多人從製藥公司贊助者那裡獲得了鉅額的資金支援，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員充當了製藥公司的顧問，去研究它們的產品，成為了建議委員會或發言人辦公室的受僱員工，與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一起申請專利和制定專利使用費計劃，在製藥公司贊助的研討會上推銷藥物和裝置，沉迷於昂貴的禮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許多人在製藥公司中還擁有股份。這些交易可以使他們的薪水飛速增加。例如，據《波士頓環球報》報道，布朗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系主任在1998年僅諮詢費就賺了50萬美元。很難相信與製藥公司的利益聯絡不會給研究人員的醫藥研究和教育帶來偏見。大型製藥公司不僅控制實驗的整個過程，而且為了給以後做好準備，它還試圖讓研究人員全心全意地為它服務。

此外，大型製藥公司還向國家衛生研究所不斷滲透。國家衛生研究所用財政資金資助全國絕大部分的基礎醫藥研究，它本應完全根據藥物的科學價值來批准藥物上市與否，並且獨立自主地進行研究，挑選製藥業的合作者也應該只考慮公眾利益，而不考慮商業利益。但是2003年《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