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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確實非常重要。這種說法毫無誠意。製藥公司開發和測試新的降血壓藥，並不是將其作為一種補充，而是作為最主要的治療藥物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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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到底有多好？（2）

類似ALLHAT的實驗十分罕見。國家衛生研究所通常並不進行藥物的臨床實驗。它關注疾病的深層機理的基礎研究，而將藥物的測試工作留給製藥公司進行。但有時候它也會做點例外的事情。ALLHAT實驗開始於1994年，因為人們越來越不知道在分屬於7種型別的治療高血壓的100種藥物中，哪種才是最好的，哪種應當用作首選藥物。當然，沒有任何一項研究能為這個問題畫上句號。事實上，不久以後，澳大利亞有一個小規模的研究，將默克公司的Prinivil與利尿劑進行比較，結果顯示Prinivil似乎療效更好。但是，ALLHAT實驗充當了叫醒服務的角色。可能大型製藥公司宣稱的“奇蹟”根本就不是什麼“奇蹟”。可能很多新藥還不如舊藥。除非我們直接將新藥與舊藥進行比較，否則無法知道真相。

研究機構

醫生如何決定給他的病人開什麼藥呢？很不幸，許多醫生是根據製藥公司的營銷重點來開藥的。但是，大部分、或者至少有一部分醫生依據的是據說毫無偏見的研究報告。他們閱讀醫學雜誌來了解新的研究；他們使用教科書來了解專家透過整個研究得出的結論；他們去參加會議、接受醫藥教育來從這些專家（所謂“思想領袖”）那裡得到第一手資料。後面兩種途徑其實是第一種的衍生。教科書和思想領袖的思想並不比他們以之為基礎的證據高明多少。這些證據來自醫學雜誌的研究報告。因此，保證這些報告的公正、無偏見就是十分重要的。它們的確公正、無偏見嗎？

越來越多的答案是“並非如此”。我曾經說過，大多數藥物的臨床研究都是由生產它們的製藥公司贊助的。如果僅此而已，並不一定導致研究結果帶有偏見。但是，現在製藥公司對如何進行實驗和如何報告結果有很強的控制力。這樣情況就不同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研究人員一般獨立於贊助他們的製藥公司之外。製藥公司一般將資金提供給學術醫藥中心，然後靜待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它們希望自己的產品有不錯的實驗結果，但是不能肯定是否果真如此，當然也不會告訴研究人員應當如何進行實驗。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公司參與到研究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從研究的設計到資料的分析再到是否將研究結論發表，這種廣泛參與大大增加了研究結論的偏向性。控制臨床實驗的不再是研究人員，而是贊助者。

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自1980年以來，該行業的財富和影響力都與日俱增。當製藥業變得越來越富有、權力越來越大、更加以利潤為導向的時候，製藥公司再也不願意坐等研究人員的結果了。首先，實驗時間擠佔了藥物的專利時間；其次，坐等的結果是不可預知的，研究結論可能對它們不利。因此，製藥公司不再依賴學術中心進行測試，轉而尋求那些新興的營利性研究機構——我在第二章中提到過的合同研究組織。你可能還記得，這些公司在製藥公司的示意下，與私人醫生簽訂合約來蒐集實驗需要的患者資料。這些醫生並不是經過訓練的研究人員，因此他們只是按照被告知的要求來做——否則就可能失去與合同機構合作的賺錢機會；而合同研究組織只對大型製藥公司負責。這也就意味著製藥公司對實驗幾乎有了全部的控制權。

學術醫藥中心對失去製藥公司的合同很不開心——儘管這在它們的研究收入中所佔比例不大。1990年，製藥業贊助的實驗中，大約有80％是在學術機構進行的，但是在十年之內，這個比例下降到了不到40％。隨著病人醫療補助付款的減少以及財政對醫療教育支出的縮減，許多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