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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磯時報》上一項由大衛·威爾曼（David　Willman）進行的調查表明，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威爾曼發現，國家衛生研究所的高階科學家（可以說這些人是政府機構中工資最高的員工）一般都會從與研究所有交易的製藥公司那裡獲得報酬或是股票期權。此類聯絡一度是被禁止的，但是1995年，時任研究所主任的哈羅德·沃爾姆斯（Harold　Varmus）大筆一揮，放鬆了限制。此後，國家衛生研究所不再限制它的科學家耗費時間從事外部研究並收取費用。

根據威爾曼的報告，與製藥業界有財務聯絡的高階科學家包括：美國關節炎肌肉骨骼面板疾病全國協會會長，國家衛生研究所臨床中心（主要的臨床實驗基地）主任，國立糖尿病、消化系統和腎臟疾病研究所（NIDDK）下屬的糖尿病、內分泌和代謝疾病分所的前所長、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的前所長。一些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科學家賺取了鉅額的諮詢費。例如，免疫學實驗室的代理主任，2003年的工資是17�9萬美元，而他在11年內賺取的諮詢費達140萬美元，並獲得了價值86�5萬美元的股票期權。

很難確定這種經濟關係對國家衛生研究所在藥物批准、研究優先權以及對研究結果的解釋上會有多大程度的影響，但是這個問題值得考慮。據說，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從事外部活動必須經過監管者的批准，而且科學家不應當參與影響外部客戶的決策，但是威爾曼（Willman）的報告表明這僅有的規定也沒有得到執行。此外，國家衛生研究所沒有要求它的高階科學家們向公眾披露他們的額外收入（慣用的伎倆就是將報酬很高的科學家與工資較低的科學家混在一起）。其結果就是，2003年，該機構2259名高階科學家中超過94％的人沒有披露他們的諮詢收入。

與威爾曼的文章同時刊出的《洛杉磯時報》社論非常正確地指出：“製藥業在華盛頓無處不在。它出現在書寫醫療保險的處方藥名單中；它的遊說者比議會的議員還要多；它慷慨地向醫生送禮物、為他們提供免費旅行，目的是阻止他們直接對比兩種藥物的效果、而是用安慰劑來進行對比實驗。”該社論總結道：“威爾曼的故事聽起來十分驚人，但這只是整個故事的冰山一角。議會能夠幫助這套系統建立起來，也就能夠幫助瓦解掉它，這必須從高層廣開言路才行，廢除《貝赫—多爾法案》中最具破壞性的條款。最重要的是，要重塑國家衛生研究所的聲譽。”2004年1月，參議院勞動、健康、人類服務和教育經費委員會開始就這些問題召開聽證會，美國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的總監察長和美國會計總署都展開了各自的調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任命了一個藍絲帶小組（Blue…Ribbon　Panel）來審查利益衝突的問題。

偏見——隨處可見

一點都不奇怪，偏見瀰漫於各種藥物實驗中。一項最近的調查表明，製藥公司贊助的研究對該公司產品有利的研究結果是國家衛生研究所贊助的研究結果的四倍。這與很多其他證據相吻合。這些證據表明，與製藥業有關聯的研究人員更傾向於得出有利於公司產品的結論。例如，對Norvasc這樣的鈣離子阻斷劑的研究，70篇與此藥物安全性相關的文章中，持肯定意見的作者中96％的人都與製藥公司有經濟聯絡，而持批評意見的作者中只有37％的人與製藥公司有經濟聯絡。

新藥到底有多好？（4）

我不會詳細描述怎樣做就能操縱研究使其帶有偏見。但是，有幾種方法是值得一提的。有時候偏見只不過是編造的動人故事——研究人員即使沒有得出滿意的結論也去讚美藥物。一項最近的調查表明，製藥公司贊助的研究人員推薦它所生產的藥物的情況，是非營利組織贊助的研究人員推薦藥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