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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重要的選擇“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後來者難免被這樣的尖銳言論所刺痛，但正視現實的日本人也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後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藤吉等。但是“興亞論”所倡導的日、中、朝三國聯手喚醒亞洲，抵抗西洋的主張在論戰中敗北。

兩個國家就此駛向了不同的方向。開始的方向固然相同，路徑選擇也相近，但最終相異的目的卻導致了後來不同的結局。

在世界史上，這同樣被視為黃金年代，一個帝國雄起的年代。1861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四年南北戰爭後，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強大國家逐漸成形。1862年9月，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發表了著名的“鐵血演說”。在他的領導下，德意志發動了三場王朝戰爭，開始了統一的歷程。1868年，在普法戰爭中，德軍俘虜了10萬法軍，其中包括法皇拿破崙三世本人。隨後，俾斯麥揮戈巴黎，並在拿破崙帝國傾覆後的廢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國的成立。

在西方帝國成形的過程中，東方的帝國同樣有著騰飛的機遇。

日本的先驅者帶領日本開始了極度痛苦的現代化程序，用一代人的時間將日本從一個落後的封建王國變成一個全球性強國。

在清國中興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國官員赫德，顯示了他對帝國的忠心。他將自己精心準備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為《局外旁觀論》呈給皇帝，他以“旁觀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議，其中若干方案後來屢見於百日維新時的新政。當政者恭親王亦認同這份方案“所陳內政外交各種利弊，無不談言微中”。但他的作為僅限於將此方案傳給各地方大員，謹慎研究。此後赫德屢次寫就各種改革方案，均徒勞無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記裡他寫道，“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為中國煩惱了……是因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這條殺不死的巨龍會經受住一切的”。

曾紀澤，曾國藩的兒子，一位傑出的外交家，作為清國第二任駐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國時寫下了《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將中國喻為“似入酣睡，固非垂斃”，稱中國的富強運動意在自衛，一無軍事擴張的企圖，二無移民海外的必要，當務之急是“善處寄居海外之華民”、“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

他試圖向外國說明中國的方向，但是在帝國的政局中，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遠非一個決策者。但“睡獅”之說就此風靡一時，影響無遠弗屆。

西方的觀察者中，對東亞國家的變化，既有欣喜又有擔憂。英國公使阿禮國在其寫回的報告中稱：“對於變革和引進全面大規模改革這一問題，西方列強既寄予希望又懷有恐懼。這個問題無疑也與（中華）帝國及其佔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運相聯絡。現在必須作出決定，這個千瘡百孔、老態龍鍾的政治體制是否能經歷一次復興，獲得一種新的適應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應該在一種解體的衰落的過程中逐漸地但徹底地毀滅，包括它在帝國內外的一切影響的清除。”

序：轉折時代的命運（4）

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則對此不以為然，他尖銳地指出：“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