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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但它卻可能更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勞動力；如精耕細作的農作方式及經濟作物生產，往往需要較多人手，例如江蘇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較少，“蓋黃黴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也”，後“生齒日繁，故種棉漸多”，仍對生產發展有正面的貢獻。可見人口增長對清代經濟的貢獻，就是對高水平發展也不例外。因為沒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則沒有需求的擴大；沒有需求的如是擴大，就不會形成生產上的擴張和“規模經濟”的出現，便也沒有地區間的貿易和比較優勢的交換可言。由此看來，清代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無論是土地的全域性開發，還是跨省區優勢交換格局的形成，如果沒有人口的大量增長，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經濟需要那樣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間有著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人口的增加，對於中國傳統經濟的各發展階段，無疑都起到過推動的作用（52）。

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在中國歷史中的大多數時間裡，農業都是“非充分生產”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養育了十幾億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糧食（及其他農副產品）剩餘嗎？

人口增加還對租佃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後果，它迫使地主將租地分給更多的佃戶耕種，結果就產生了張五常在《佃農理論》中所說的地租率的下降（53）。因此，我們怎能把中國歷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稱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論點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責：這是不是把中國的歷史說得太好了？還要不要中國革命了？如有學者指出，（人口眾多所導致的）整體性貧困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認這一點，對有關問題的解釋，就會纏入越來越多的解不開的死結當中（54）。這類意見曾在不同場合引起討論。筆者本人也數次得到學界同人的善意批評。如一次在爭論中，有同事說：如果把清史寫得這麼好，還要革命幹什麼！我想對此不能不給予正面回答。

問題在這裡大約包含兩層意思。一個是關於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評者和我也許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誇飾的做法；可能也不贊成十八世紀的政治史只是一個“反貪汙史”的觀點。為此，我將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們對清史）寫得“還不夠好”。

另一個是關於“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即便我們把清史寫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邏輯性了。這說來話長，首先，把一些“先進國家”的（工業）革命理解得太“輕而易舉”，按黃仁宇的說法，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解；即使是像英國那樣的國家，也是經過了一場大革命和長時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說那些“跟進”國家了。而中國在二十世紀面臨的現代國家的“三層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諸問題），更不是清人能夠應付得了的，無論它做得多好。所以我們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輕易地越過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55）

最後，本文還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問題略加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雙方都緊緊地圍繞馬爾薩斯的人口思想為辯論的中心，馬爾薩斯短、馬爾薩斯長，一以馬氏的“馬首是瞻”，我覺得，這似乎是不必的。馬氏是兩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經在世界範圍的歷史中發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它畢竟不屬於嚴格的學術思想，我們為什麼念念在茲，總是以馬氏設問，而不能另行設立一套問題意識和自己的人口思想體系呢？

另外，當我們面對著中國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時，若非加以忽視，便是當頭一個“反向提問”：他們有沒有節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談到“砍殺人口”才是夠味，反之則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