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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羅先生所述’納將軍長齡之議’一語,似有所據,與先生所云,時間上相差甚遠,不知何故?再者,《國史大綱》第三頁第十一行雲:‘美人安達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語,他書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半個月後(4月29日),我收到錢穆的回信,全文如下:
‘李敖學弟如面: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有恆,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恆心,其次則防驕氣,小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聰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誦‘莊’書,亦一佳事,然‘論’‘孟’尤為重要,須時時玩索,心體力行。盼先就《朱子集註》細細研讀,勿以能讀過為了事。此乃學者所宜終身常誦之書。穆最近有《四書釋義》一種,亦在臺北出版,與《中國思想史》同收入國民基本智識叢書中,內有舊稿《論語要略》、《孟子研究》兩種,為初學治‘論’‘孟’者指示塗轍。最近又泛事《論語新解》,刊載於某雜誌,以後當按期郵寄。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近三百年學術史》若能細讀,可獲許多治學方法,恨手邊無此書可以相贈。所詢兩節,關於新疆漢民移植,羅書亦有據,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後;安達生為瑞典人,《史綱》系一時筆誤,未經校出也。《國史新論》短期內或可付櫻,穆最近恐無來臺之便,得暇盼時來書,以獲知君學問進詣為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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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與錢穆、胡適的關係(2)
“錢穆的信,寫得工工整整,足見此公主敬修養的一面。信中對一個18歲的青年人如此鼓勵,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實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信中說他要‘按期郵寄’他在‘某雜誌’的《論語新解》連載,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來(‘某雜誌’是香港《人生》雜誌),使我對他益發感念。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裡,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在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伍,這真是怪事!
“與錢穆通訊後第三年(1955年),我進了臺大歷史系。臺大歷史系是‘胡適型’的地盤,對‘錢穆型’是隱含排擠的。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與錢穆通訊後第九年(1962年),我已為成熟的戰士。我在《文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開始激烈地攻擊了錢穆,這種攻擊一直不斷,在我們會面後34年(1986年),我還發表文字,大表我對他倒在蔣介石懷裡的不滿。我說,試看錢穆寫《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歌頌蔣介石是‘誠吾國曆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我又說‘回想我與錢穆的一段因緣,我的確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鑽破亦在我’的階段,可惜的是,錢穆本人,卻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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