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頁)

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所以我就自動休學了……”

自述：與錢穆、胡適的關係（1）

與錢穆、胡適的關係

李敖之所以成為名重一時的文學作家，除了他自身先天的才華與後天的勤奮之外，也與他在青年時期接觸的兩位國學大師不無關係。這兩個人在李敖尚未走進文學的殿堂時，一個尚在遙遠的美國，他可望而不可及；另一位則近在咫尺，就在李敖就讀的學校裡執教，前者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後者就是人稱國學大師的錢穆先生。關於李敖與錢穆的結識與交往，他自己這樣回憶：“當時共產黨批判逃離他們的學者，共分兩個型，一個是‘胡適型’，一個是‘錢穆型’。我對他們兩位，都分別加以注意。但胡適遠在美國，錢穆卻因陰錯陽差到了臺灣台中，使我先結識了他。”

“1952年錢穆應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之邀在驚聲堂講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那時徐復觀想在學術界插一腳，故拉攏錢穆，把錢穆接到臺中徐府養傷。後來改住存德巷一號。徐武軍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復觀影響，課本以外知識知道不少，和我很談得來。他說，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我問是誰，他說是錢穆，我聽了很高興。

“不久，他就跟錢穆約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軍帶我走進存德巷一號，見到了錢穆。錢穆身穿府綢小褂，個子很小，滿口無錫土音，乍看起來，長相與聲名不大相符，簡直使我有點懷疑眼前這位是不是就真是錢穆。他為人極為親切，對我們兩個高二學生，全無架子，聊起天來。我向他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的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我去看錢穆的時候，手中拿著我的《李敖札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寫的《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我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我告訴了他。這件事，使我有兩點感想，第一，他不恥下問，真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的學問的廣度令我起疑。

“錢穆翻完了我的札記，一邊誇獎我，一邊轉過頭來，溫和地對徐武軍說：‘你不如他’。我奇怪錢穆竟這樣當面教育徐武軍，也許他住過徐府，跟徐武軍很熟的緣故。　臨告辭前，錢穆約我再去看他。那時我家住存德巷十三號臺中一中宿舍，每天經過他門口，看他方便，可是我沒有再去。後來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並請他‘給我以指教’。我還問他兩個問題：《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頁雲：‘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這一回史實，在羅香林先生的高階中學本國史下冊第二頁中，卻有如下地說法，‘先是清主寧，即位後改元道光，頗有圖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亂，遂於道光十一年納將軍長齡之議，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漢民因是得盛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