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3/4 頁)

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羅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謝患難中對我的幫助’；他寫《大男人沙文主義》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深摯的友情’……從國民黨中常委到國民黨大特務，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絕，而此輩中常委與大特務，卻是在他受難時理都不理他的，試問李敖這種在他真正‘患難中’對他‘幫助’的、‘照顧和愛護’的，是不是也該有點次於獻書、贈書的待遇呢？被柏楊獻書贈書，與國民黨中常委、大特務為伍，固不足為李敖之輩光寵，但是柏楊出獄多年，對李敖無一言之感、一字之謝、一語之褒、一飯之賞、一冊之贈，反倒在李敖陪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去花園新城找蕭孟能履行民法第一○○一條‘夫妻互負夫妻同居之義務’時，左袒蕭孟能及其‘女朋友’，開車親送其夫人於樓下，由其夫人上樓助陣……試問柏楊這種道德標準，豈不太離奇了嗎？另一方面，在忘恩負義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誹謗李敖的時候，柏楊竟在背後慫恿‘快快出專書整李敖啊’！可見此公道德標準之離奇，甚至不是普通的離奇呢！”

李敖又稱：“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楊，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50天后，給了我公開指教。……在營救柏楊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還有兩個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們所提起，那就是柏楊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稱柏楊做老師的屠申虹。在柏楊被捕時，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學生，並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柏楊被捕後的第二天（還沒被起訴），柏楊的40年老友、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強迫艾玫辭職。很快的，艾玫發現黎世芬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原來所謂幾十年的老友，都一個個躲開了，除了海外的孫觀漢和島上的屠申虹和柏楊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識時務者為俊傑了……

“和柏楊朋友一場，有兩點他幫我的，雖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湯炎光、屠申虹辦《文風》雜誌，簽約時他惠予見證。第二是1972年2月20日，我自警總保安處移送軍法處，即從臺北博愛路移送景美秀朗橋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書面形式向看守所圖書室申請借書證，同房的袁耀權也同時申請，可是晚上書來的時候，卻只有我申請的先發下，借書證上登記的筆跡，一看就是柏楊的，同時還為我選了一本書　—　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是以德國集中營為背景的一部小說，在苦難中讀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謝柏楊給我這次無聲的優先服務，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時柏楊正在做全所圖書室主管，是‘外役區’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想辦法的話，也有機會照顧到我們這些整天在‘押區’的難友，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顧。”

自述：良師殷海光（1）

良師殷海光

李敖在臺灣大學讀書的時候，有幸結識殷海光。那時的殷海光就是李敖景慕的學界泰斗，我們會從李敖的自述中發現他為人忠義的一面。

李敖說：“雷震雖然辦《自由中國》，但是這雜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臺大哲學系教授。我的文章發表後，張灝跑來找我說：‘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見見你。’張灝在歷史系比我高兩班，我認為他才氣很弱，他是殷海光及門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關係不錯，……當時都是張灝型的，整天只會看洋書、談方法學，但他們的知識基礎太窄，貨太少，所以充其量只會搭鋼筋，沒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陸見多識廣、文筆又好，所以能彌補不少‘水泥缺貨’，他的及門弟子卻比他差得太遠、太遠。這種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裡有數的，但他的及門弟子心裡無數，所以他們在臺大頗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優異學生自居。我在臺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