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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正是康生認為&ldo;文化大革命&rdo;中應當&ldo;革&rdo;文化之命的一個注釋。

第三，廉價佔有。這也是&ldo;文化大革命&rdo;中竊取圖書文物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僅存三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十元就取走了。又如，黃庭堅真跡&ldo;臘梅三

詠&ldo;，也極其名貴，價值數千元，康生僅付五元取走。再如宋畫院仿趙幹起蛟圖，價值千餘元，康生僅付一角錢取走。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代陳半了、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一方折價五分錢到五角錢掠去。

一次，文管處給康生所要的圖書文物作價略高了一些（實際上比國內最低估價低得多），康生很不滿意。他透過其秘書指責文管處對中央領導&ldo;沒有無產階級感情&rdo;，說什麼&ldo;你們還讓康生同志吃飯不？&rdo;在這種威脅下，只好隨其自便，願付錢由他，不願付錢也由他，象徵性付點以示購買也還由他！在康生看來，只要他看得上的，就應向他進貢，就象當年他家的佃戶理應向他家進貢一樣。所謂付款，無非是想掩人耳目，說明他是買來的而不是白拿的。

據統計，康生用象徵性付款的手段，所攫取的圖書，按國內市場最低估價也得八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元，而康生僅付二千三百六十四元，佔估價總數的百分之三；所攫取的文物，按國內市場最低估價也得七萬四千八百二十七元，而康生僅付二百五十二元，佔估價總數的千分之三。這就是康氏的等價交換！無怪乎康生對文管處的同志說：&ldo;我不怕欠帳！&rdo;原來，他知道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他所竊取的圖書和文物，若在國際市場出售，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樣，&ldo;任何一件都成百萬富翁！&rdo;由此看來，康生不僅是一名盜竊犯）而且是一名投機倒把犯。

第四，掠奪佔有。

&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大慶出土了一塊三十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的珍貴資料，根據國家法令，應為國家收藏，但康生分文未給理為己有。不僅如此，他還挖空心思地要工藝美術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臺蓋，並另外精選珍貴材料配製龜形硯身。一九七〇年初，康生透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趕緊完成他在&ldo;文革&rdo;前交做的瑞溶化石龜形硯臺。於是，工藝美術公司僱用了一百四十四個工，從山西開採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大多，未做成。最後，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後一年完工，耗資八百餘元，而康生僅付四元了事。取用化石，分文不給，攫為己有，硯臺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旅費用都由國家負擔。

這些佔有方式，對康生來說，就是將國家的和私人的圖書文物，統統納入他的私庫。這本來是明明白白的&ldo;歸私&rdo;，而且是&ldo;歸康生之私&rdo;，然而康生卻親自雕刻方印名曰：&ldo;歸公&rdo;和&ldo;大公無私&rdo;。著名藏書家趙元方的書上，本來已有&ldo;趙元方藏&rdo;的印章，康生卻又蓋上了&ldo;歸公&rdo;、&ldo;大公無私&rdo;、&ldo;康生&rdo;三枚印章。鄧拓同志的許多書籍文物，本來有&ldo;鄧&rdo;字標記，

康生卻將其撕去，同樣打上&ldo;歸公&rdo;、&ldo;大公無私&rdo;、&ldo;康生&rdo;三枚印章。可見，康生的所謂&ldo;歸公&rdo;和&ldo;大公無私&rdo;，就是將別人的東西或國家的東西掠奪為康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