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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以前，紅旗及幹校的運動一直由陳伯達控制。陳自一九六四年底開始就不斷向一些同志說我的壞話，&ot;文化大革命&ot;初又說我係劉少奇派來向他奪權。一些同志不瞭解情況，批判中說過頭話，我從未計較。我和吳江同志相識、共事的時間不算短。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比較老的和比較負責的幹部，吳江同志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批判我，現在向中央寫信、和中央同志談或當面批評我，無論是否事實，無論是否過頭，我都認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級的錯誤亦無不可。但是正因為是共產黨員，正因為是比較老的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就更應嚴格尊重事實，何況有些事情真理並不在吳江同志一邊。吳信在中央同志面前點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這些同志尚無在中央同志面前與吳江同志平等地說明情況和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這於瞭解事實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補救辦法。喬木同志建議由中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關同志將此事談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對自己這封信中提供的情況負責。如看法有錯誤，請中央同志並請吳江同志指正。

這封信稿寫成後，感到給中央領導同志說明情況，不必這樣具體，故又加以精簡。正式的覆信於9月18日發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窮、喬木、仲勛、啟立、野蘋同志：

看了吳江同志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的信，謹作如下說明。

1、據我所知，吳江同志確實不是&ot;鄧力群專案組組長&ot;，只是1969年6月下幹校以後參加了軍代表主持的材料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組同志同我談過一次話，核對我的一些材料，態度不算壞，對不符合事實的材料，曾經允許我申辯。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吳江同志&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情況時，我曾向他們如實講過上述情況。也有個別同志向我問起吳是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我也如實向他們講過上述情況。

2、紅旗雜誌&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情況，同別的單位不同的特點主要是，作為總編輯的陳伯達，親自發動和組織全社幹部向鄧力群、胡繩、範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談話，說了我不少壞話。本來是他動員我去紅旗工作、我不願意，他又請求少奇同志讓我去紅旗的，可是&ot;文化大革命&ot;一開始，他竟說是劉少奇讓我去紅旗向他奪權的。隨著運動的發展，各種各樣帽子都加在了我的頭上。他的地位和活動，使紅旗的幹部很難瞭解事實真相。在批判鬥爭我的時候，不少幹部說過一些過頭話，我也從未有過任何計較。

信中說到，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參加了當時的專案工作。當時，除林傑、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沒有列我進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還在一定場合負責地為我說明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這在當時的空氣下，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3、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說，&ot;文化大革命&ot;初&ot;寫過一些壞文章&ot;，&ot;個別的也有小野心&ot;的同志，中間不少在書記處研究室，認為&ot;過分集中使用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對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ot;。喬木同志看了這段後批了幾句話，說&ot;這種提法至少不利於團結&ot;。我曾要求，與耀邦同志談談吳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因為忙，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談。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時候，抽空和我談一次。在我看到的關江同志的這兩封信中，他對自己&ot;文化大革命&ot;中的錯誤，一句誠實的自我批評也沒作，卻對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進行不顧事實的指控。我覺得有責任向組織上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講清楚。組織部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