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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九屆二中全會把陳伯達揪出來，《紅旗》就亂了套，軍宣隊、工宣隊都慌了，搞&ldo;小集團&rdo;的人(包括吳江)也慌了。這時，由於陳伯達是我的對頭，陳一垮臺，我也有了一點發言權了。我說：吳江、陳茂儀這些編委可以&ot;解放&ot;。那時陳伯達在臺上，吳江等人要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只能跟陳伯達；所以對這些人跟隨陳伯達應該給予諒解：由於我說了這些話，吳江、陳茂儀這些人先&ot;解放&ot;了。同時，我還說，是不是他們認為運動初期是陳伯達把他們&ot;解放&ot;了，所以他們對陳伯達有感恩圖報的意思。在這點上，他們是否也有值得檢查的地方。這句話把吳江他們得罪了。吳江和關鋒都是有仇必報的人，你得罪他一點，他就永世不忘。

在&ldo;文革&rdo;結束以後，我把盧之超、衛建林這些比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陸續吸收進來，先是在財貿小組，後是到研究室。從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後機構一合併，這些人都到了書記處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實的回信

事實就是這樣，我感到我有責任說明真相，澄清事實。為被吳江不顧事實一再向中央指控的這批中青年同志說話。於是我草擬了一封回信，把這些情況加以說明‐‐所謂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機分子是怎麼回事，張雲聲是怎樣一個人、盧之超是怎樣一個人，都做了說明。其中吳江的信中還點名說到滕文生。滕文生在&ldo;文革&rdo;時幫關鋒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來信、內部材料，看了以後選送給&ot;文革小組&ot;看。就是這麼些事。

我草擬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給耀邦、仲勛同志和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信遵囑閱過。

吳江同志曾長期在我領導下工作，&ldo;文化大革命&ot;期間又一道在五七幹校、吳&ot;文化大革命&rdo;初期受審查，自然不會是&ldo;鄧力群專案組組長&rdo;。他及其他原紅旗雜誌中層領導幹部工作中的錯誤，我當時都承擔了責任。關於我所瞭解的吳江同志的情況和我對吳江同志的看法，過去向耀邦同志談過，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時也談過，如他有一定理論修養，能寫文章，但和同志團結不大好，不宜擔任很高的領導職務，等等。我仍堅持這些看法，但似應再做若干補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幹校，機關運動中的專案組改稱材料組，人員也有所變化。比如吳信中點名的許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參加材料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審查物件，運動初期受審查的同志，有的卻參加了材料組工作。吳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組工作人員身份和我談話、核對材料，但對不符合實際的材料仍允許我申辯，這是我至今猶記不忘的。

吳稱&ldo;在幹校時遇到的唯一的一樁是非問題，就是參加批判&l;小集團&r;&rdo;。吳信所開名單中特意註明&ldo;現在書記處研究室&rdo;的幾位，以及未上名單而目前同樣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吳江同志與他們之間同樣心存芥蒂的幾位，相當一些就曾以&ldo;小集團&rdo;一案受過吳江同志的批判。這都是原在紅旗工作的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紅旗》十二期社論經陳伯達修改而陳矢口否認，特別是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公開支援一個叫&tis;&tis;&tis;的女人(原紅旗校對)出面領導紅旗的工作，在廣大幹部中引起嚴重不滿。陳利用&tis;&tis;&tis;和軍宣隊整這些同志，罪名是&ot;反對陳伯達同志&ot;、&ot;反對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ot;，製造了&ot;反革命小集團&ot;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