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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宗族的照顧，不是暫時性的責任，也不僅是道德上的義務，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

我們的帝國不是一個純粹的&ot;關閉著的社會&ot;，--在那樣的社會裡，各種職業基本上出於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給予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漫修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的，積殊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後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他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澹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慼與共的集體觀念。

這種集體觀念還不止限於一個小家庭的範圍之內。一個人讀書中舉而後成為官員，如果認識到他的成功和幾代祖先息息相關，他就不能對他家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後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被抽象而升華為道德。固然，這種道德觀念並不能為全體民眾所奉行，從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間爭奪產業以至鬥毆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這種情形正好從反面說明瞭教養的重要，有教養的人則決不能以利害義。

在整個社會沒有為它的成員開放其他門徑的時候，多數像李蟄一樣的人物，已經不加思考地接受了這種生活方式。如果李蟄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當時的李蟄，已歷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對於這樣背離傳統的行為，他的親族自然不能善罷甘休。但是親族的壓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強烈。在給曾繼泉的一封信裡，李蟄說到他所以落髮，&ot;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ot;。所謂閒雜人等，是他的弟兄還是叔侄；俗事，是買田還是建立宗調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勢力幹預詞訟，雖然語焉不詳，大體上當不出這些範疇。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顧他的願望，仍然指定一個侄子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樣有趣，他有一封遺書，題名為《豫約》，其中就提到他的這個侄子&ot;李四官若來，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ot;。這封遺書草於1596年，上去他削髮為僧已有8年。

李蟄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稱為&ot;芝怫院。它不是正式的寺廟而僅僅是私人的佛堂，但規模卻頗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廂房，還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蟄自己居住的精舍位於全院的最後山巔之處，極目四望，水光山色盡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時期，全院有僧侶敘餘人，統率眾增的方丈則是李蟄的朋友。僧眾中有人還帶著徒弟、徒孫。

芝佛院始終沒有向政府登記，沒有領到正式執照，因之也沒有向政府納稅。它不屬於任何宗派，也沒有董事會的管制。李蟄是全院唯一的長老及信託老。其建立和維持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寫信給朋友，要求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