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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的沉默，換來的是更多人的發言。在一片討伐聲中，開始出現支援王韜的聲音。

首先是統轄四省改革的方舉贊，他在上海發行的《申報》上刊登文章，名為《西方三權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闡述了政府內權利制衡的優點和好處。建議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舉贊和王韜一南一北，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輿論導向。

當然，也有意見不同者。政府高階顧問，山西大儒徐繼畲在南京寫文章也發表在《申報》上，題目是《中國需要總統還是皇帝？》。文章贊同資產階級改革，但是他同時認為中國應該有一個皇帝，這是中國社會現實決定的，他贊同君主立憲制。

徐繼畲的說法很能讓中間派人士接受，輿論反響劇烈。他的文章一出，連隨他剛到南京的李鴻章也坐不住了，提筆寫文章投稿《申報》，題目是《中國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張在資產階級改革的同時，適當的維護和加強皇權，應該給皇帝更多的權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歡迎。

漢斯也不甘寂寞，發表了《國家與民族的融合‐太平洋兩岸的統一》，文章認為只有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才能達到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強大。

申報連續發表政府要員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輿論風暴的中心一下子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時軍隊中的高階將領們並沒有人參加這場社會大討論。直到第一軍三師政委蔡邦道在《廣州日報》上發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討論對民眾的引導》再將人們的視野轉向南方，同時軍隊中也有高階將領參加了討論。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強大，那麼民歌代表民心的歸向；如果坦克代表新興的革命，那麼民歌代表傳統的承傳。文章從江西百姓傳唱《十送紅軍》說起，建議政府應該重視引導民眾，開啟民智。坦克和民歌，除舊革新和傳統承傳，這兩樣東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時嘴中唱著民歌，這樣不是更好嗎？只有在傳統承傳的基礎上才能順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視輿論引導的同時應該注意方式方法。無論將來國家推行何種政策，民眾的引導都是前提基礎。

王韜拋磚引玉，對各種言論都包容兼併。一時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種觀點展開了激烈的大討論，大江南北洛陽紙貴，報紙的發行量猛增。

此時王韜反倒像個沒事情的人一樣，伴隨著南北大討論，一道道政令不斷發出。特別是政府全面透過了方舉贊的經濟改革方案。不過王韜依然對改革方案提出了許多限制。比如，對於金融市場，政府依然會加強控制，並且對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加強制度化管理。對國有大型企業出讓股權，增加了很多硬性規定。國家必須為股份所持最多的一方或者至少擁有45，外國資本最多能夠用有20。這些限制主要是為了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避免日後形成的壟斷資本蠶食控制國家經濟，妨礙國家對經濟的正確引導。但是國家對於投資社會基礎建設進一步放開了限制，比如，修築公路，鐵路，碼頭港口等等。無論外國資本還是本國資本都可以獨立承擔，國家還能無償給予必要的技術指導。對私人投資小型企業政府繼續維持原來的鼓勵政策，限制更少，鼓勵私人小型企業發展。

熱熱鬧鬧的大江南北完全沒有嚴冬即將到來的景象，報紙上每天都能看見重大的新聞事件。大討論依然佔據主導，王韜新政令頒布之後的第二天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大新聞。

第六章 太平洋攻略 第九節 運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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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政府統領四省行政的行政長官，方舉贊在新政策出臺後第二天便在上海宣佈公開拍賣江南製造總局45的股份，這45的股份底價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