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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這個頭，可惜的是封建社會沒有法律約束帝王，帝王高於法律，只有傳統、先例和道德構成巨大的約束。所以封建帝王鮮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覺得李世民非常親切。這是因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數李世民的人格最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從他與臣子的關係，以及他的以仁愛之心對待夷族的作為中看出。李世民承認自己對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愛。魏徵感慨他們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從魏徵的這一判斷中可以讀出飽含滄桑的歷史悲劇感：聖人王的出現是極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個李世民，其在位也僅僅不過二十三年。所以我們不能依賴這樣一位聖人王的出現。

歷史的弔詭在於，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間距離其實並不遙遠。人們發現，李世民和隋煬帝楊廣相比，有著驚人的類似:兩人都是次子，都有戰功在身，都有戰功在身，都聰明絕頂，名震中外，都是透過非正常手段奪取皇位，都成功地在東北亞建立了軍事霸權，贏得各族人民擁戴，被尊為天可汗或者聖人可汗。最後，這二人一個身敗名裂，另一個卻被後代奉為千古明君，

儒家認為，政治身體必須是理性的，免於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擔心帝王會做錯事，會用無上的權力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合二為一，而自然身體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無法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約束，沒有法律來禁錮帝王的自然身體是極度危險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沒有成文法的仁政，更為可取，因為前者還可以避害趨利的空間，而後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體統治下，可以說根本無從確定何處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們的道德也是極為不確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會多一點，還在襁褓中的帝王只會給予民眾屎和尿。

我們不能贊同這樣把整個國家的命運和正義寄託在一個不確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願屈從於這種難以忍受的野蠻和恐怖。我們必須追求對無上君權制衡的路徑，探索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在魏徵等賢臣的幫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時代長治久安之策，在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核詔令)、尚書省(負責執行詔令)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ot;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ot;於是就有了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它堪稱儒家道德學說指導政治實踐的典範。但是，這一盛世是短暫的，隨著李世民的離去而人亡政息，猶如一道流星匆匆劃過幾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法能夠約束帝王的行動，道德操守終歸是不可靠的。

最後要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離不開一個元首，也就是說必須有政治身體和自然身體的並存，那麼我們如何防止自然身體藉助政治身體實施暴政呢？我們中華革命黨人在建黨初期便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建黨初，臨時大總統三軍最高統帥李健便提出完善國家政治體制，健全法律體系，制定憲法，用憲法的形式，在掌權者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之間劃一條較難逾越的鴻溝。

如今天下即將平定，正是將我們革命黨人的理想和抱負實現的時候。

這篇文章一出，頓時在政府內部和民間炸開了鍋。鞭撻討伐之聲一片，有些同情王韜的人頗感不解，王韜權高位重，為何將自己推到這風頭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對王韜這種背經叛祖的說法難以承受，自然罵聲不絕。政府內部的人懷疑王韜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討伐。

李健看過王韜給他的信，明白王韜一片苦心，王韜雖然思想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可是最終始終出身儒門，心裡多多少少有賢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韜一面勸自己再赴北美創蓋世之功，成為偉大的領袖，建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