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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德裕也曾強烈地反對李宗閔私樹朋黨，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數人意見的正義之舉，倒不可歸之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個不當是幾年後的事。

開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節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規定，諸鎮節度相代，新任長官一般要清點前任的帳目，核對錢帛、器械、斛斗的數目，奏報朝廷，作為當時接收和今後貢賦的依據。可長期以來，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為了留有餘地，防止上任之後突發天災人禍而使經費緊張，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帳冊數目攔腰殺半。也就是說，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帳冊上註明尚有錢帛合計一百萬貫匹的話，則繼任者上報朝廷時，便奏報實領只有五十萬，其餘數目以庫藏不符、交接時差中的支用等為由表示並未收到。這是地方官常有的瞞天過海之道，一般很難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慣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鎮淮南的，當僧孺得知這項任命後，不願意與他正面接觸，遂將軍府事務交付副使張鷺，自己即時卸職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種舊日的陋習，奏報朝廷說：帳冊上揚州府藏八十萬貫匹，但只領到四十萬，其餘已為原副使張鷺用訖。在這裡，德裕儘管有&ldo;舊例&rdo;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貫做法來看，此舉多少顯得有些不對勁。況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勳的地方，照理他是不應該在這種事上給人留以話柄的。德裕之所以這樣做，確是出於潛意識中對僧孺的不滿情緒。改任東都留守的牛僧孺卻不放過這件事，上疏辯白。僧孺這一邊也有不少人彈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詔德裕重新核檢，結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狽，因為檢點下來的數目正好是八十萬，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檢討，請求處分。

事情雖然不大，但要緊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ldo;維州事件&rdo;一樣，加深了他們二人之間的溝壑和敵意。與&ldo;維州事件&rdo;所不同的，這一次是德裕難逃其咎。

文宗時期，三人先後交替在朝，又先後為李訓、鄭注排擠，幾乎是與王守澄和李、鄭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時進退。對文宗來說，這兩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對方身上，缺乏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動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們沒有牽涉的宋申錫，甚至最終還慌不擇路，選用李訓、鄭注這兩個非正統人士來實施對宦官的反擊，從而釀成了一場帝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劇。

對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閔強烈排擠李德裕之時，曾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

&ldo;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rdo;

當時，河北強鎮割據依舊，不聽朝廷號令。文宗正受制於人，話不好明說，只能用&ldo;河北之賊&rdo;來與朝官中的&ldo;朋黨&rdo;現象相比。其實，若用&ldo;家奴&rdo;來代替&ldo;河北賊&rdo;，倒是更為恰當，因為對宦官的反擊雖然艱難困苦、屢遭失敗，但其中也並非完全沒有勝機，而政治派系一旦產生，那就絕非是靠武力或者強權所能解決的，用一句詩來形容就是：&ldo;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rdo;這是一位叫李商隱的人在後來寫的，此人在文宗說那話三年以後及進士第，從此也被卷進了這場是非相爭的滾滾洪流中。

不管怎麼說，天子這話確是一語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況是在嚴酷的政治鬥爭中！令人困惑的是，這三個人如何竟造成了這一場本朝--也許不止本朝一代而已--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政治派系之爭？

說起來也真是一言難盡。

二

關鍵在於李宗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