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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考科目多是現實問題的緣故,與&ldo;常科&rdo;相比,&ldo;制舉&rdo;與政治的聯絡就更為緊密。應試者往往透過對策表達對時政的看法。天子與主試官有時也引導舉人申述政見,以發現人才、體察輿情。特別是一個名為&ldo;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rdo;的制舉科目,最有&ldo;應詔直言&rdo;的特色。
明白了這些,就可看出問題來了:制舉試特別是&ldo;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rdo;既有如此的特點,那麼,欲在考試中取得佳績,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ldo;切時宜,觀政事&rdo;、&ldo;指病危言&rdo;,以求得轟動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況且,言切辭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觀上對國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種有理的行為。麻煩的是,考試與政治相聯,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爭。這正反兩種效應往往相伴而來,在本朝的制舉試中屢見不鮮。元和三年的這次&ldo;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rdo;考試就是一個最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試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閔、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經過本來很簡單,三人在策文中攻擊主要以宦官為代表的權貴,結果因此而得罪。但是,這次科場案中卻牽涉到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為後來的事情埋下了禍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後得罪被貶,罪魁禍首應該是當時的宦官首腦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卻把過錯推到了李吉甫頭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沒有否認,就這麼預設下來,從而為自己的兒子李德裕釀就了一輩子的苦果。說他在這裡犯了一個終身大錯,確實是一點都不過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們的理由,因為當時的所謂&ldo;首座&rdo;,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為宰臣,對這個案子充耳不聞,本身就值得批評;而且,吉甫在後來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應該。但是,就此猜測是吉甫對三人嘲諷時政有所不滿而主張將他們貶斥,那就是某些見識不高者的盲見了。
李宗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為了標榜自己,還特意對朝廷堅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當時最堅定的主戰派,從這個推理出發,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吉甫是處分自己的主倡者,從此與李吉甫結下怨仇。吉甫在幾年後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閔把這種怨恨轉移到與吉甫一樣堅持主戰的裴度、李紳等人身上,並且一味排擠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時期與牛僧孺共同打擊德裕,在開成時藉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謀排德裕等等行為,歸根結蒂都是這種報復心理在作怪。
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絕大的誤會!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擊宦官為主,而李、牛卻主要是指責當權者熾於武功。當然,吉甫是主戰派,堅決主張對藩鎮用兵,但卻絕對不至於因此就下毒手。再說,李、牛二人也並非是針對吉甫而來,因為當時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憲宗賞識的人,為此,他後來甚至不惜挑起朝廷與成德的爭端。策文只有指責此人,發人所不敢發,方能博取聲譽,事實上,兩人的本意也確乎在此。他們應該想到,自己既非針對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麼必要大動肝火?本來,這場誤會是可以避免的,誰料想,他們後來還是聽信了別人的謠傳,固執地以為是吉甫對己不利,基於這種認識,並最終走上了極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釋,不作調解,也是造成這一重大誤會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這件事的後果是多麼嚴重的話,一定會後悔莫及。
然而,這次制舉案仍然還是一個伏根而已,真正的導火索卻是因一次&ldo;常科&rdo;考試而點燃的。這就是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進士科考試。
這次試場案的過程已見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