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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這就為俄國已經掠奪、將要掠奪的中國領土的主權變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筆。

中國吃了大虧。在列強的聯合威逼下，向世界強權集團作出讓步。事情如果到此為止，也不枉吃一塹，長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塹，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們的外交錯誤將國家推向災難的深淵。

本節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臺。

僧格林沁（？—1865），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旗（屬內蒙古）蒙族人。其父畢啟，為四等臺吉（旗長助理）。嗣父索特納木多布齋，尚嘉慶帝女，無出，故選僧格林沁入嗣。因為這層關係，他在道光五年（1825）襲封科爾沁札薩克（旗主）多羅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御前大臣，補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等職，出入禁中，最被恩寵。咸豐初，率蒙古騎兵拱衛京師，與太平軍、捻軍多有大戰，因而“威名震於海內”。咸豐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臺親王，並擢其子為二等侍衛。

咸豐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國專使齊集大沽口海面時，咸豐帝似乎就有了一絲危機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咸豐帝命僧格林沁率軍進駐通州，督辦京師防務。前一日，大沽口已經失陷。鑑於時局激變，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咸豐帝授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節制京津一帶的軍事防務。與此同時，桂良、花沙納開始了與四國使節的天津談判。在這個敏感的和談時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騎兵擔負著國防預備隊的作用。條約續簽，列強撤退，僧格林沁始於當年七月由通州移師海口（雙港），通盤部署以大沽口為中心的國門防務。

有幾個底線性的認識，應當說在任何時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愛國；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臺、設水師、增強津門防務的辛苦作為。

“作為”就比“不作為”強，這是僧格林沁與葉名琛的巨大差別。以建炮臺為例，僧氏上任後不但修復了被毀的炮臺五座，增置重炮數十門，輕炮上百門，而且從天津到山海關海防一線，也都一一加築了炮臺。如海口、北塘、蘆臺、澗河口、蒲河口、秦皇島、石河口等地，經人督修，一年間便形成了相互呼應的半月形海防壁壘。因而從傳統海防的意義上評估，僧格林沁還算盡心盡力。

問題出在他的戰爭觀或外交觀上。他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中西方的衝突，於是以“主戰派”的硬漢子形象打響了大沽口守衛戰。守衛戰勝利，僧氏贏得了舉國英名以及朝廷的“御用珍服”之賜。但他不明白，選擇戰爭就要將戰爭進行到底。當一次“小勝利”引發“大報復”的時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軍事家的戰略應對、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縱橫開闔，終於在被動挨打中將國家拖入災難。

且看咸豐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勢。依據上年夏天的續約，英、法、美三國使節都應在咸豐九年五月到北京“換約”。按“國際慣例”，這是極正常的事。問題出在進京路線上。因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層層設障，將大沽口變成了軍事禁區，一般商船都無法通行，護送外國使節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透過。軍事禁區不準通行，這不但是“國家權力”，而且也是“國際慣例”。兩個“國際慣例”撞車，照理可以坐下來協商。

英法聯軍司令是英國駐華全權代表額爾金勳爵的弟弟弗雷德裡克？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此人為上年天津簽約時的主要談判代表，向以橫霸聞名。當美國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線，即繞行北塘進京換約時，卜魯斯與法國公使仍然無視中國主權，堅持從大沽口入京。為此，卜魯斯命令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