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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前的名將袁崇煥、熊廷弼、孫承宗、楊嗣昌、洪承疇等文人將領不同，吳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養個人的勢力。因為遼東地域險惡，崇禎多年來奉行的安撫政策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祖、吳兩家向軍閥集團化的方向邁進。祖、吳兩家人除了執掌皇家軍隊以外，還明目張膽的擴充勢力，僅吳家就擁有數千家丁的私人武裝，他們身邊的親戚、部屬、心腹分佈遼西地區各城鎮，成為當地名副其實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對之太過苛刻。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極率八旗兵第一次進攻明朝帝都北京，並在城外設反間計，令崇禎皇帝抓捕袁崇煥，當時祖大壽是袁的部將，他見主將被捉，激於義憤，竟然放棄勤王，率部逃離北京，掠山海關，返回寧遠。這樣的罪行，放在平時，早該死一千次，但是崇禎一反常態，竟然沒有處罰，這固然是孫承宗力爭的結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對遼東望族有所顧忌，而祖大壽此舉與傳統士大夫&ldo;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rdo;的行為迥異。這個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職位更高的袁崇煥、孫承宗等人身上，也從另一側面說明，軍人出身的新貴，身上甚少桎梏。他們倚仗擁兵自重的權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壽，後來的左良玉、高傑、賀人龍等都曾有過忤逆之舉，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戰當時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公然抗命，楊嗣昌傳詔他十九次居然都不來，其囂張氣焰尤見一斑，崇禎對此也沒有辦法。

清天聰五年（崇禎四年），皇太極發動了大淩河之役，對付的主要目標是守將祖大壽，他將該城圍困起來，採取堅壁清野的戰術。在重兵圍困之下，守將祖大壽彈盡糧絕，不得不降，後來又用計回錦州救出家屬，再次奪下該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遼東巡撫丘禾嘉偵知，密奏朝廷。崇禎再次容忍，表現出了極難見到的寬容。軍人政權之威，在當時可以想見。吳三桂就是這樣的氛圍裡長大的。

祖大壽數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這個對於常年跟著舅父作戰的吳三桂來說，肯定會有影響。後人提起吳三桂，常將其臉譜化和妖魔化，卻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過程中都有複雜的漸變過程，絕不可簡單定性。從祖大壽身上，少年吳三桂看到了一個真理：&ldo;有槍就是草頭王&rdo;。祖大壽敢如此橫行，無非是他有兩個實力：一是他有忠於自己的軍隊和勢力，二是他佔據了明朝最重要的軍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連皇太極都知&ldo;第明國京都，倚祖大壽為保障&rdo;。&ldo;以其（祖大壽）族黨甚強，且據錦州故&rdo;。（《清太宗實錄》）這種實力是挾制皇帝的重要手段。吳三桂不是孫承宗或是袁崇煥，從小讀忠孝節義理論長大，他生於戎馬之間，十七歲就中了武舉投身軍隊，深知誰有實力誰能勝利的道理，再加上他從小受的教育直接來自於父親吳襄和祖大壽，所以他一生都不放棄兵權，事事以儲存個人實力為重，個人利益凌駕於一切，這種軍閥作風與思維，其實從少年時起就已經建立了。

就是這種思維下，吳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時刻不忘培植只效忠於自己的軍隊，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訓練的。這些人，不忠於大明，只忠於吳姓，他們的待遇遠遠好於其他正規軍隊，用吳襄的話說：我們吃粗食，他們吃細糧，食酒肉，我們穿粗布衣裳，他們都是穿的綢緞名牌。（&ldo;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rdo;）這三千死士，後來成為關寧鐵騎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吳家父子大量用遼東子弟，遼東人驍勇擅戰，崇尚武力，經吳氏父子嚴格訓練，為關寧鐵騎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吳三桂十七歲中武舉後，進入祖大壽軍中成為一名遊擊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