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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忘了，就像其它學派一樣，儒門裡也分了許多派別，有時候同為儒門弟子，彼此的觀點也有截然不同的時候。

別說熊康不是儒門領袖，就算他是，估計也控制不了局勢的發展。

漸漸地，就開始有人把關於君王仁德牽扯到劉遠對父親和嫡母不孝的事情上去，劉遠最恨別人在這件事上對他指手畫腳，當時一聽，直接就惱羞成怒，拂袖離去，事後還將說出這番話的那個儒門弟子痛罵一頓，對儒家的印象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這下正合了其它門派計程車子的意了。

儒家風頭最盛，大家正愁沒機會扳倒他們，他們自己內部協調不好，直接把把柄遞到別人手上，其他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蜂擁而上，把儒家貶得一無是處，順道把自家學說改一改，以便更加適應時代發展需求，尤其是帝王的統治需要和愛好。

譬如說有人批評劉遠不尊父母這件事，法家弟子就反駁道：父慈子孝，父若不慈，做兒女的又如何孝順？萬事萬物源於法，法若得立，諸事大定，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這種情況就應該訂立律法，規定子女虐待父母，當處以大刑，反之若父母待子女不慈，甚至虐待子女，子女成年之後，也可不必贍養孝敬父母云云。

從前秦律裡對孝道有很嚴厲的規定：兒女控告父母，奴婢妾室控告主人家，一般都不為罪，父親偷了兒子的財物，這也不算罪，父母如果控告兒女不孝的，要求處以兒女死刑的，也要處以重刑。

這些律法的制定，當年都有身為法家弟子的商鞅與李斯等人的影子在裡面，後來新朝建立，劉遠因為自身經歷的緣故，對這條律法怎麼看怎麼不慡，就要求不要加入乾律裡。

結果現在法家弟子為了光大自身，順便打擊別派學說，直接就與時俱進，迎合上意，把律法給改了，直接呈獻給皇帝。

諸如這樣的行為，其它門派的弟子也沒少幹。

總而言之，這場被後世稱為&ldo;國策之爭&rdo;的辯學，開始愈演愈烈，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進行。

這些事情，就連丞相也控制不了。

仔細說來，其實朝中大臣，多數都有諸子百家的影子，比如說周允就繼承了法家裡申不害一脈，而宋諧則是名家弟子。

但名家一派到了秦末，就已經逐漸趨於沒落了，宋諧沒有能力力挽狂瀾，也不覺得名家不適應時代發展，任其沉寂下去有什麼不好，所以他壓根就不贊成這種辯學之爭。

在他看來，百家爭鳴存在的意義，在於讓諸侯割據時代的諸侯王們選擇最為適合的發展道路，從而出現其中的王者，比如說秦國，採取了法家強國的觀點，果真就從七雄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的勝利者。但在天下一統之中，需要的就是統一思想，因為思想的統一有助於政治的統一，這是大一統王朝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是劉遠自從立國之後，事事順風順水，難免開始自信心膨脹，他沒有聽取宋諧的勸諫，反而聽從了熊康的話。

宋諧也有些氣性，見勸不動，索性也就不再勸了，既然皇帝不撞南牆不回頭，他就等著皇帝撞了南牆之後再出來收拾殘局，到時候皇帝自然就會明白他的話是多麼正確。

現在的情況是，百家爭鳴，那麼多學術門派齊聚一堂，大家辯著辯著，難免就離題萬裡，加上其中還摻雜了各種政治因素和各派利益的鬥法，局面已經開始變得有些混亂起來。

原本的國策之爭變成了學說對學說的攻擊，曾經開宗立派的聖賢們早已作古，而繼承並發展他們學說的後代弟子又良莠不齊，一宗之中還分了好幾個派別，彼此分歧糾葛更不必說。

劉遠被吵得煩不勝煩，又不能出爾反爾取消招賢令，他只能減少去爭鳴殿的次數，免得每次回來都聽得一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