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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與沈葆楨商量之後，決定自同治元年起，將田賦附加稅率定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銀一兩一錢，實收庫平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改收二兩白銀。據布政使李桓估計，改革之後，每年可為老百姓減負一百多萬兩：&ldo;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復可為民間節省銀一百萬餘兩，為軍餉共籌銀三十餘萬兩。&rdo;

降低附加稅必然就要裁減&ldo;陋規&rdo;。江西和其他省一樣，&ldo;至於饋贈陋規，到任者則有上司各衙門之供應、門包，年例則有本管知府之節壽、月禮。收漕則有糧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紳士之陋規與大漕館、幹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隨時零星饋贈之款&rdo;，&ldo;皆百餘年之積弊，習為固然者也&rdo;。曾國藩與沈葆楨&ldo;仿照湖北定章，先將州縣一切捐攤款項全行停止，饋贈陋規悉數裁革，以清其源，再將各屬徵收丁漕數目大加刪減，以節其流&rdo;。

由於是首次嘗試，曾國藩後來發現，江西的減稅改革搞得過於激進了。如此大規模地降低附加稅後，各州縣收入頓減，許多地方行政開支沒有著落。&ldo;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l;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則不少減。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於大減之後仍爾催徵不前。&r;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後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rdo;改革的不良後果使曾國藩充分認識到了&ldo;陋規&rdo;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蘇大部已經收復，曾國藩與江蘇巡撫李鴻章開始研究江蘇的減稅問題。鑑於江西經驗，江蘇的陋規裁革力度沒有江西的大，對於原有的陋規，有的裁革，更多的則予以保留。&ldo;只期只敷辦公，不準逾額浮收。&rdo;改革之後，江蘇的漕糧負擔只減去了百分之二十七。這個幅度遠較江西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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