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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公平經濟？）

所以，我們愈是想籍干涉自由市場制度來獲致全般的經濟安全，則所得結果愈不安全。尤為惡劣者，官方給予特權者之經濟安全愈多，則未給予特權者之不安全益愈多。於是，這二種人之間的不和將益愈大。經濟安全之事，如愈成為一項特權，則得不到經濟安全者底危險將益愈增加。（在極權暴政之下，經濟安全與政權構造有直接的關聯。在類似蘇俄的地區，有而且只有擁護或至少不反對共黨政權者才獲有經濟安全。共黨政權拿擁護其政權作為唯一而且最高的尺度，來形成一個經濟安全底級序：經濟安全底程度與人對共產政權底效用價值之大小成正比——愈是對共產政權底效用價值大者，其經濟安全愈大；反之則愈小。至於對於共產政權稍示不滿或反抗者，則剝奪其生存權，打入奴工營，榨盡其僅餘的體力，折磨以死。在蘇俄，大黨務工作者，大“歷史博士”，大將軍，對其政權之效用價值最高，因而待遇最好，有最豪奢的享受。中等人物次之；小人物更又次之。其間級序分別之明，儼如北平天壇之石階，歷歷可數。這樣看來，統制經濟，是現代極權暴政最厲害的對內武器。凡屬不接受共產制度的人，都應毫不遲疑地棄絕這種經濟制度。——譯者）這樣一來，安全之代價，勢將益愈增高。複次，如果享有特權者之數目增加，而且他們底安全與別人之不安全二者間的距離增加，那末就有一種全新的社會價值觀念慢慢成長起來。在這樣的社會里，個人地位之獲致，並不靠著自我獨立，而繫有賴於安全。因此，一個年輕人想要結婚，並不靠他有否為社會謀福利的能力，只問他能否得到贍養費。（此法一行，天下皆然——譯者）

在許多地方，藉著管制方式來獲得經濟安全的辦法，為政府所容忍，或為政府所支援。這一類底辦法，在時間過程中，可以逐漸改變社會結構。這種改變社會結構之發展，因社會主義之推動而加速。馴至今日，年青的一代大都唯選擇安全是務。很少人願意去冒經濟活動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年輕的一代選擇安全，我們是不能加以責備的。當他們從前一輩的人那裡獲悉拿薪水比自己從事企業穩當時，而且拿薪水又並非自利自私之學時，他們當然不肯去冒從事企業的風險而選擇有薪給的職業。時至今日，年青的一代，是生活在另外一種世界裡。在這種世界裡，無論在學校中，或報章上，都流行一種空氣，認為商業上的進取精神是不名譽的，獲取利潤是不道德的事，僱傭許許多多的人是剝削的行為。但是，在另一方面，對千千萬萬的人下命令，則又認為是榮譽的事。（妙哉！——譯者）大學教授們憑其日常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們，由於反資本制度，結果在社會上原來的價值觀念已經大為改變，因而社會建構也就朝著與原來不同的方向發展。

社會結構變化，安全的理想獲勝，獨立自由生活的觀念失敗。這一變化，與三四十年前英國或德國型式底社會比較一下，便最足以說明。自由精神是否在任何地方可被暴力撲滅，這是一件值得懷疑的事。但是，任何人不易抗拒曾在德國慢慢施行的那一套辦法，則為無可置疑之事。（作者所見，較之玄談“心性”與觀念世界中的“人格”者流之所玄談者，切合實際得多。過去散漫社會的道德律令及依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