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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十九世紀來說，和平是一個新的概念，因為它意味著在戰爭中的決定因素，即求和的權力，已從政府轉移到人民的手中，而且，和平的創造是革命的結果。這樣就使民主的原則進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同時，它還帶來了心理攻擊的理論，而從本質上來說，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戰爭。關於謝爾曼，他的副官喬治&iddot;w&iddot;尼科爾斯曾說：&ldo;他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民主主義者。他絲毫沒有歐洲人的特點，而是我們制度中的一個典型人物。&rdo; [ 作者註：《遠徵的故事》，（1865年版），第80頁。 ]

後來，謝爾曼開始了他那穿越喬治亞的著名遠徵。這時，他更是用新的概念來指導他的戰爭。他進行的戰爭，實質上是反對南方的人民，也就是象對付南方的武裝部隊一樣對付人民。

自從蒂利和沃倫斯坦在三十年戰爭中進行大劫掠以後，西方已看不見這樣的行動了。南方的遊擊隊，正象謝爾曼所記錄的，已經顯露而且還在不斷顯露更多的殘暴行為。不過，他們的這些暴行，僅僅是個人的行為，並不是政策導致的行動。所以，傑斐遜&iddot;戴維斯稱謝爾曼為&ldo;美洲大陸的阿提拉&rdo; [ 作者註：《聯盟政府的興衰》，（1881年版），第2卷第279頁。 ]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謝爾曼的政策中，恐懼是基本因素。他公開地這樣說過。下面舉三個例證，都是從他的講話中引出來的。

&ldo;除非我們可以讓人重新居住到喬治亞，否則，佔領它是毫無用處的；但是，徹底地摧毀公路，房屋和人民，將會削弱他們的軍事資源……我能進行這一遠徵，並且使喬治亞號哭。&rdo; [ 作者註：《反抗戰爭》，第79卷第162頁。 ]

&ldo;如果我被迫發動突擊，……那麼，我會感到，採取嚴厲措施是合理的。而且，我也不會過多約束我的部隊。&rdo; [ 作者註：《反抗戰爭》，第79卷第737頁。 ]

&ldo;我們不只是與敵方的軍隊作戰，而且也是與敵方的人民作戰。我們必須使老、少、貧、富都感到戰爭的恐懼……事實的真象是，全軍都燃燒著一種不知足的慾望，想對南卡羅來納報仇。我幾乎要為她的命運擔憂。&rdo; [ 作者註：《反抗戰爭》，第111卷第799頁。 ]

和尼科爾斯一樣，謝爾曼相信他的軍隊是&ldo;上帝的正義工具。&rdo; [ 作者註：尼科爾斯：《遠徵的故事》，第101頁。 ] 謝爾曼的另一位副官希契科克所作的評論，同尼科爾斯說的差不多。他說：&ldo;現在是戰爭，但不會總是戰爭。上帝賜給我們和平，但只有完全屈從於政府，否則就談不上和平，而這又得透過戰爭的恐怖，要不然，好象是不大可能的。&rdo; [ 作者註：《隨謝爾曼遠徵‐‐亨利&iddot;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記》，（1927年版），第53頁。 ] 他還寫道：&ldo;謝爾曼是完全正確的，要想結束這場不幸的、可怕的戰爭，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戰爭的恐怖超過能忍耐的限度。&rdo; [ 作者註：《隨謝爾曼遠徵‐‐亨利&iddot;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記》，（1927年版），第35頁。 ]

雖然發過禁令，不準士兵們進人民宅，不準發生任何侵犯的行為。但是士兵們又獲得命令，要&ldo;自由地&rdo;蒐集糧草，因此，他們也就不去理會什麼禁令。這種&ldo;自由&rdo;立即導致了搶劫和掠奪。希契科克寫道：&ldo;士兵們&l;自由地&r;徵收糧草，並把其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