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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聽書。戲曲及書場文化，擴大他的感受面。寫小說丟份，但作家超越了身份，就無所謂丟份了。曹雪芹是超越身份的模範。他既是孤傲的，又是隨和的，論交不分貴賤，不管三教九流。他善於在生活中八方借力，很像蘇東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兒。超越身份，穿越社會各階層，向來是作家的正規化。

生產力的提升，印刷術的流行，市民社會的繁榮發達，為小說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朝廷出於統治的考慮禁看《紅樓夢》，可是皇帝和他的妃子都在悄悄看。民間由紅樓人物衍生的文化現象屢禁不止。比如乾隆年間的小姐乘車出行，簾子上掛著黛玉葬花圖、史湘雲醉眠芍藥茵。八旗紈絝，則以薛蟠賈鏈自居，或打出劉老老大嚼圖、賈瑞抱欲受凍挨屎盆子圖，滿城搞笑。

書場文化，要求寫作者搜奇獵怪。這也是中國小說的本來面目，唐宋傳奇，傳到明清。《水滸傳》一百單八將，擺入書場，演繹開來講，一輩子講不完的。於是，生活的細節走到前臺。比較典型的是蘇州評彈，不斷的擱下，盪開，節外生枝。長篇小說如《金瓶梅》，描畫了多少宋代市井生活的場景，難以估算。這對小說創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紅樓夢》對應大家族日常生活的結構，揚棄了書場文化中的傳奇色彩。它從人物入手，從感覺入手，細節蜂擁倒在其次，更奇的，是它的大量場景都有夢的味道，夢的顏色。像前邊所舉的怡紅院外的那個&ldo;大毒日頭地下&rdo;的場景。朦朧，含蓄，多歧義，挑戰解讀，乃是漢語的優勢所在，唐詩宋詞登峰造極。曹雪芹是大詩人，《紅樓夢》本身就是詩，其次方為史詩。史詩這個詞，將詩置於史之後，容易造成混淆。比如對杜甫的解讀和研究。詩意，乃是人類文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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