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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稱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史詩是比較合適的。這同時也是它的短處：過於現實了。難怪伍爾芙這樣的意識流小說大師，毫不留情地批判巴爾扎克，而推崇印象與現實交融的普魯斯特。

歐美各現代畫派，也從不同的方向，給寫實主義貼上了封條，將單純寫實徹底送入了美術史。

莫洛亞《追憶逝水年華》的序言中寫道：&ldo;像德加或莫奈用醜女人畫出傑作一樣，普魯斯特的題材可以是一個老廚娘，一股黴味兒…他對我們說：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這些簡單的形式下面了。&rdo;

《紅樓夢》的英譯者霍克斯曾言：這部古典名著像一本現代小說。

而當下的許多中國小說，重故事情節，輕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張臉就是一張臉，事完了，人也沒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頭路。

《紅樓夢》通篇用白話，是小說對應日常生活的邏輯結果。說她&ldo;用白話&rdo;，其實也不夠準確，不能揭示她與生活的渾成狀態。毋寧說，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話來思維的，雅俗渾成，北京的官話，吳儂的軟語，氤氳在一塊兒。專家學者舉證多矣，也曾唇槍舌劍，而後達成共識：《紅樓夢》的語言，是南北語系水乳交融的典範。當時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羨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鄧雲鄉先生指出：&ldo;清代統治者起自關外苦寒之地…極羨慕江南蘇、杭一帶的風物民情，菜講南菜，貨講南貨，紙講南紙，酒講南酒，衣講南式…就連說話也覺得南方話好聽，所以有&l;吳儂京語美如鳶&r;的說法，就是說江南人說北京話簡直像黃鶯叫一樣，比北京人說北京話還要好聽。&rdo;

也許可以這麼講：南北文化，均匯流於曹公筆下。

曹公在北京寫作，記憶衝著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蓋了南北。他的白話文，比&ldo;五四運動&rdo;時期的白話文更流暢。這蘊涵著什麼樣的大問題呢?

現在，北京有大觀園，上海也有大觀園。兩座風格迥異的大觀園，合成一個文化隱喻。建築藝術家的傑作，對作家是個提醒。

思想層面的《紅樓夢》，我略談幾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學，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為&ldo;十哲之一&rdo;。一提理學，大家都會想到&ldo;存天理滅人慾&rdo;、&ldo;天不變，道亦不變&rdo;。清中葉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慾之說抗衡天理，像魏晉竹林七賢，以&ldo;不孝&rdo;與放浪抗衡禮教，二者都對封建統治者玩弄的花招說不。玩弄花招是說：讓社會的倫理道德，永遠聽命於皇權、族權，聽命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賈府等級森嚴，處處道德布控，不獨摧殘奴婢，連主子也不放過。可見，道德這種東西，一旦僵化，勢必禍及方方面面，緊要關頭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質，尚須細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與戴震相近，不過，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稱賈寶玉是&ldo;天下古今第一淫人&rdo;，則是他從自己的紅樓大夢中悟出來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題，因回流到日常感覺，所以無板結，無說教。《紅樓夢》中的意識流動，似乎到了&ldo;意識流&rdo;的邊緣上，卻停在邊緣，照顧讀者。小說開頭還談了一通&ldo;意淫&rdo;，儼然是個大發現。估計雪芹原稿，涉及&ldo;淫&rdo;的東西更多，被脂硯齋斟酌後劃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極端，情、欲、色要走另一個極端。這是歷史本身的張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