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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贏得因卡塔自由黨的全面參與。我們的確進行了努力。他們的正式參與最多隻能說是不冷不熱，更多的時候是敵對的表現。我們向該黨領袖布特萊齊指出，其組織的普通黨員只有在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作證後，才能根據《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被確定是否屬於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總統基金賠償的條件。直到我們這樣宣告之後，他們才告訴其黨員應該到委員會作證。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就會被轉給賠償與復原專門委員會，包括進賠償金受益者的名單。我們不得不在很短的時間內，處理大量在規定期限的最後時刻才遞交上來的申請。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專門委員會直接轉給賠償與復原專門委員會，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透過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轉交的。未能及早爭取到因卡塔自由黨的參與，成了我們的又一缺陷。

在賠償與復原的過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請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則在我們的《報告》遞交一年之後還在等待最後的賠償。這令我們非常沮喪，前文已經述及。我也講過，許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員會作證是個轉折點，使他們能夠為過去畫上句號。但是，包括委員在內的一些人批評我們沒能提供長期的心理諮詢和幫助。當然，我們有自己的諮詢員，給予證人的支援和同情遠遠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員會面前重新揭開自己的傷痛後，由於沒有得到足夠的專業幫助化解自己的憤怒，反而加重了創傷。難就難在我們得到的授權是進行調查，向政府提出賠償與復原建議，而非實施。因此，我們無法得到足夠的國家撥款，為受害者提供比諮詢員更為廣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諮詢和支援。我們非常感謝進來填補這一空白的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但如果這本身即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使命的一部分，情況會大為改觀。當然，能到委員會作證的不過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這樣的機會。最終，我們的建議還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會透過賠償和復原計劃，來維護受害者的利益。

儘管委員會和大赦專門委員會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時也難免遇到問題。起草法案時，國民黨擔心委員會對舊制度存有偏見，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擔任大赦專門委員會主席，並規定大赦決定不得再由委員會審議。因此，這個專門委員會享有特別的自主權，其決定只有法庭可以審議或推翻。在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和溫妮&iddot;曼德拉的聽證會期間，我們得知37位非國大領袖獲得大赦。他們申請大赦的動機可嘉‐他們要表示他們對其幹部的行為負集體責任。然而，在《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中沒有在未列舉具體罪行的情況下，給予集體大赦的規定，就連我們中間不是律師的人，都對專門委員會的決定頗感不妥。但我們被捆住了手腳。我們要提出反對意見，就只有將自己的專門委員會送上法庭。我們試圖透過談判和非國大達成一致，以避免冗長的官司。國民黨知道我們在這一過程中做出的努力，為了搶功，他們先告上了法庭。最後，我們和國民黨的申請同時在法庭審理，專門委員會的決定被推翻。國民黨毫無原則的行為，令我作嘔。他們明知事實並非如此，仍然把我們首先想到的行動鼓吹成自己的勝利。對委員會偏袒非國大的指責從未間斷過。我真高興自己沒有政治家那份腦筋。明擺著的原則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視而不見。

委員會的成功之一，是舊制度下的許多警察都來到委員會申請大赦，揭露過去的所作所為。我們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從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評說我們公佈的真相，不過是在偏向受害者的聽證會上得到的不實指控和責難。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對這種批評的有力回擊。受害者聽證會上的證詞，遠不及大赦聽證會上揭露的暴行那樣令人震驚。像喬伊斯&iddot;穆提姆庫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