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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此，我們的國家要變成“受人尊敬之國，卓然冠絕於環球”，就應當拋棄國民品格中的弱點。魯迅當時同許壽裳也常常討論這個問題。這一對赤誠的青年憂國者，當談到在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太不值錢，尤其是在做異族奴隸的時候，他們便相對地憤然長嘆，深深地感到悲涼。他們常常一起認真地思考和討論著三個互相關聯的問題：第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第三，它的病根在哪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在大海彼岸（4）

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們的認識是朦朧的。世界上有那麼多思想精湛的哲學家，描繪過那麼多理想人性的藍圖，究竟哪一個是最美好的楷模呢？兩個年輕人還無從判斷。對於第二個問題，他們則十分敏銳地發現，中國國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兩個東西，這就是：“誠”和“愛”。

這種直覺的樸素的認識，正是後來魯迅對中國國民性乃至中國社會的全部科學認識的胚胎。如果不是一個對中國社會有相當痛苦的感受的人，是無法這樣深刻地認識到這種劣根性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一生從不知疲倦地無情鞭撻喪失“誠”的虛偽和踐踏“誠”的瞞和騙，也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懷著那麼深的祖國之愛與人民之愛，去揭露和抨擊那種毀滅人類之愛和人的尊嚴的封建專制，那種沒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儘管提出這種見解的時候，還是比較抽象的，然而，這是一種多麼可貴的思想萌芽呵！

至於第三個問題，他們則認為中國兩次當了異族的奴隸是最大的病根，這種回答顯然是幼稚的。他們只看到元朝與清朝的種族壓迫，沒有看到幾千年來各個封建王朝都一樣沉重的階級壓迫。漫長的專制制度，使某些中國人失去了支撐誠實的力量，也使某些人們的情感變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碼的愛。

渴望著獻身祖國的魯迅，不僅為祖國的命運在思考著，而且很快地開始了他為祖國的第一次公開的吶喊。1903年6月，魯迅應浙江同鄉會主辦的、許壽裳編輯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請，決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認為，新小說是新政治的發端，它對於社會改革有著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這給魯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時，《新小說》雜誌特別推崇雨果，並刊登過雨果的照片，陳獨秀也翻譯了雨果的小說《慘世界》。魯迅此次從日譯本轉譯了雨果《隨見錄》中的一篇文章《哀塵》，發表於《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魯迅還發表了他譯述的小說《斯巴達之魂》。這兩篇處女作雖然還不成熟，卻展現了魯迅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心和熾烈的愛國之情。

《哀塵》原名《芳梯的來歷》。魯迅所譯的這一片斷，是雨果自己敘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個下層婦女被汙辱，被損害的事實：在一個雪花如掌的臘月天裡，一個無賴少年紳士，無端地用雪球戲弄和襲擊一個窮苦女子，這個女子不得不自衛時，巡警走來，他竟不顧是非，公開袒護有權勢的無賴少年，而判處被欺負的弱女子監禁六個月。雨果透過這個故事，鞭撻了暗無天日的悲慘世界。

魯迅在這篇短短的譯文中，融進了鮮明的愛憎。他憎惡那個無端凌辱女子的無賴少年，把他的名字譯成“頻那夜迦”。這名字是印度神話中的一個惡神。魯迅把無賴少年視為凶神惡煞，而對被凌辱的窮苦女子卻滿懷同情，並對造成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惡社會表示極大憤慨。他在“譯者曰”中充滿激情地寫道：噫嘻定律，胡獨如此賤女子之身！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於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為之，而令若是：……嗟社會之陷阱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