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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菜餚相配合，以利於美味的互動式演繹。大口乾杯，暴殄天物，連酒也喝不好，還能奢談什麼品味呢？

洋酒到底是以深飲為好還是以淺酌為佳，並不涉及到品味這個駭人聽聞的問題，更多還是因對酒之功能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大部分中國飲者的心目中，酒其實是一種藥，或者說是一種藥性高於味覺之物，主治憂鬱及煩惱。與洋酒相比，中國酒大都聞起來很香，但是喝到嘴裡卻沒有更多的變化，往往是一把燒刀子一燒到底，因而更適宜用於乾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一口氣喝完有助於味覺的激發。乾杯的動作與服用湯藥實在很像，反過來說，從來也沒見過有人對藥去做什麼細細的品味。

作為一個不會喝酒的人，我其實沒有資格對旁人拿洋酒“乾杯”的行為說三道四，我不願意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我知道經常對這種行為作出猛烈抨擊的大多是不相干的人，而釀洋酒和賣洋酒的老外，其實是很贊同乾杯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廈門還不算是一個消費城市，距離賴昌星在該地設立他的銷金總窟還有些年頭，我認識一個駐在當地的洋酒代理商香港人Blues。一天晚上，有人在某個夜總會里連幹了三瓶路易十三，還要再開兩瓶。於是Blues於夜半三更在床上接到了夜總會老闆請求送貨的電話。一向任勞任怨的Blues一邊安排人手送酒，一邊駕車前往辦公室給總公司起草一份報告，主題是“廈門的干邑市場前景看好”。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份時髦報紙上讀到一篇報道，一家新加坡人開的紅酒廊，老闆娘和該報記者把酒大談紅酒的文化品味，依依惜別之際，老闆娘豪爽地提議乾杯，並且補充道：“是朋友就要乾杯！”

這些言行最初令我十分茫然，不過轉念一想，人家也有道理：你越乾杯，我的酒銷得越快，在乾杯一事上，幾乎沒有一家在中國有生意的洋酒公司提出過異議，“不提倡也不反對”就是他們最紳士的風度。

不過我還是相信，洋酒公司大班們對於拿洋酒乾杯的行為，在心底裡還是會有幾分惻隱，有幾分鬱悶的。只是在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體制之下，鬱不鬱悶就由不得他們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很早就預見到資本主義是為一群未知的消費者提供產品的。消費者才是“乾杯”者唯一真實的身份，而且是“未知”的一群，所以，你幹你的杯，我賣我的酒，眼不見，心不煩。所以，乾杯吧，你們這些“已知”的托馬斯曼。

考土豆

馬鈴薯和番薯，一根一莖，本不見於中國，而是五代至明代期間自域外引進，屬於早期“胡食”的一種。

目前，馬鈴薯已成為我國的主要糧食作物，在重要產區如黑龍江省，種植面積已達三十二萬公頃，相當於當地水稻種植面積的五分之一。若不是土豆躲在地裡既不顯眼兼且樣子難看，“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只怕要改作“漫山遍野的土豆高粱”。

位於安第斯山脈的秘魯和玻利維亞一帶，據信是馬鈴薯的發祥祖地。而今，全世界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種植馬鈴薯，年產量高達兩百九十萬噸，重要性與小麥和稻米並列。這種名副其實的“草根”食物，具有頑強的適應性、高產、豐富的營養和澱粉質、易飽脹、便於久貯、煮食快捷，而且在地底生長，不易遭到破壞及盜竊等等先天性的優越性，十六世紀中葉自美洲引入西班牙以來，在其後的兩百多年裡曾經幫助歐洲人捱過了世上數次重大的饑荒和戰亂，同時造成了人口爆炸。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這樣的土豆高產地區，從一七五零至一八五零年，人口增長三倍，至於貧民階層的成長又比其他階層來得迅速，相信與土豆的廉價有關。無論如何，這正是工業革命的物質基礎。

馬鈴薯被引進中國的確切年代暫不可考，但可以相信的是，馬鈴薯和十六世紀由衣索比亞經緬甸傳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