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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劉恢與王濛、袁喬、桓溫等人相友善，袁喬姑且不論，王、桓也都是劉惔的好友。按理說，劉恢與劉惔同為沛國劉氏子弟，年齡相近，交友亦相類，又皆能玄言，理當關係密切，但《世說新語》中卻不見他與劉惔來往的任何記載。又王濛為會稽王上客，與劉惔一樣交遊廣泛，他對劉恢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劉氏聲譽必然盛極一時，但竟也找不到劉恢與其他名士交往的記錄，這難道不奇怪嗎？這樣的奇怪現象，只能從二劉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釋。

說到這裡，大概還有兩點疑問沒能廓清。一是劉惔字真長，人所共知，而劉恢則字道生。二是劉惔在郡以無為為治，孫綽誄以“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而劉恢號稱有文武才，為蕃屏高選，兩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然而這兩點都可以解釋。

史言劉恢字道生，與劉惔字真長不同，吳仕鑑認為是一人兩字，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道生”或是小字，晉人稱人小字已成風習，無論稱人者還是被稱者均不以為輕*。“道生”者，是因天師道而得生之意。劉惔本籍沛國，過江居京口，沛國屬徐州，而當時青徐二州濱海地帶士庶多有奉天師道者，此風流佈，濡染內地亦所難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則劉惔家奉道也不足為奇，長輩給子孫起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當然。

至於劉惔“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之評，實際上與王導晚年所謂“世謂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之意相同，其為政方針仍是東晉開國以來王導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綱”。這種方針的特點是“寬小過，總大綱”，以和靖致治。以此為政雖未免寬縱豪右，但於內部矛盾重重的東晉王朝而言，卻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穩定，劉惔為郡以鎮靜信誠為治，風塵所不能移，已見前引，當是深得王導政崇簡易的精髓，實際上與桓溫“全欲德被江漢，恥以威刑率物”的方針也是一樣的。因此不能以劉惔在郡無為即認為其是空談之士。

能表現劉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鎮靜為政之外，還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鎮沔中。此事現在已無直接記載，但從桓溫以劉惔鎮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後情形，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陽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於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進屯襄陽，排擠桓宣，次年桓宣發憤而卒，庾翼遂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代領桓宣所部，同時留司馬應誕鎮襄陽，命參軍司馬勳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對沔中地區形成嚴密控制。這種嚴密的佈置，當然主要是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對外防禦體系，但在荊州易手之際，卻也給必須控制漢沔要地的桓溫出了難題。司馬勳身在西城，距襄陽略遠，又是晚渡荒人，於庾氏不甚親密，尚可透過拉攏方式解決，但庾方之作為剝奪權力的主要目標，應誕以庾翼司馬出鎮新得之地襄陽，可想而知是庾氏親信將領，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處置，必然造成動亂，甚至會威脅到桓溫對整個荊州都督區的控制。桓溫敢於在如此時期將劉惔放在這個位置上，想必是對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劉惔到沔中後的行事雖不見諸史傳，但想必是以極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勢，在沒有傷及沔中元氣的情況下解決了庾氏勢力。否則次年桓溫伐蜀，恐怕也輪不到劉惔後任、以江夏相監沔中諸戍並督三郡軍事的袁喬擔任先鋒。當然，田餘慶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爭的過程中已經指出：“有許多本來只能由武裝衝突來解決的問題，在現存的簡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過程，這很難令人相信。”但即使劉惔奪取沔中之事也屬於田先生所論述的情況之列，也無損於對其人能力的估計，畢竟這種棘手問題即使武力解決也有相當難度。劉惔在解決沔中問題中的表現，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選”的評價，與庾翼的評論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記載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