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群英會（二）(第3/4 頁)

一個新的穩定強大的皇權。

所以縱使是看似帶有新鮮色彩的東南互保也不能看作是對皇權制度本身的反對，李鴻章縱使在兩宮杳無音訊的情況下有做總統之意，但是他未必明白總統之與現代民主政治之關聯與邏輯所在，而是為了皇權下的既定秩序，所以在帝后又重新出現在西安後，他又毅然赴京去替老佛爺善後。

這些都是談的歷史問題，但是並不妨礙我們以此去觀照我們古代文學的生存環境，因為無論史學還是文學都立足於這樣同一片土壤。中國古代的是言文分離的，最起碼從漢以後就是這樣，文言存在的意義是根植於‘經史’的語境和話語體系下的。我們現在失去了這樣的語境，那麼文言之存在必要失去基礎，我們現在覺得‘之乎者也’的冬烘學究的可笑正是我們這樣零碎語境之下的觀念。所以今人作詩難有古意，這個問題不是用古典詞彙量匱乏的解釋就能搪塞的。為什麼要積累含蓄的、意在言外的古典語言符號，它還能透過當下的語境進行解碼嗎？很顯然值得懷疑，我們的解碼系統都是20了，那麼10的大部分符號就成了難以相容的‘垃圾’。語言的組合系統變了，相應的聚合系統也該改變，要及時認識到符號的所指和能指。

認識到‘經史’的能指和所指便是系統的理解的一步。就像孔子說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對認識工具先有個籠統的認識才行，先入門，再登堂，最後方能入室。

譬如說如何系統地學習儒學，朱熹認為入門是四書，先大學，再論孟，後中庸。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是儒家治學的綱目。中庸則是很多儒學理論的思想淵藪，最難懂。然後是五經，五經其實並不易讀，縱使碩儒也難貪多，古來各大家也多攻其一二。更何況還有其他的經，更有《爾雅》這樣的工具之工具的訓詁書目。

所以循序漸進很重要。且選擇學習的經傳的版本也很重要，因為各代儒學發展特點不同，註疏自然各有側重。孔子及七十子，論著語言還是比較樸實，但孟荀開始就開始談性，漢儒前期還算樸實，做註解也還貼切，後期就開始談玄，宋明儒談性理義命，清儒厭惡理學末流，就又厚古非今，開始從漢搞校讎。

故而今文經派漢儒解經多讖言附會，尤其是東漢，甚至造緯書。魏晉南北朝純粹儒者少，註釋多受佛莊影響。宋明儒註釋又談性理，禪意機鋒時現其中，乃至末流多有陷於狂禪。清代學者搞考據，思想上未必有多少大成就，但由於對史學考證周祥，反而使經典向本來面目進了一步。所以在讀儒經外，也要兼涉史家諸子，這樣可以在進一步讀經中考辯到底什麼是比較純粹的儒學本色。

但是近現代學者更傾向於廣泛的層面，甚至新儒學八大家有的以西方哲學釋經典。但這是由於這些學者抓住了傳統尺度的尾巴，多有小學訓詁功底。所以縱使引洋入夏，也未必太過偏離儒學本色。不過現代人完全出生在一箇舊秩序價值也已沒落，新尺度又為得到共識的虛無時代，所以看到這些新奇理論竟大感摩登，而忽略了其所立足的絕對秩序時代，只欣喜於個性自由之解放，最後必然弄成個四不像，儒學之衰壞也壞在這些人之手。但是破壞何其簡單，迷信可壞，不讀書可壞，不通讀可壞，讀而不思可壞等等。那對比之下繼承和發展何其困難，這麼多步循序漸進，還得兼備各種能力。那麼此時另起來新房子和梳理廢墟對大部分人而言何種更易，不言而喻。

所以說與其研究古詩新作，或許不如研究新詩古作，技術上的問題往往比觀念上的更容易闡明與實踐。不是說寫五七言詩就是古了，加點新名詞就是新了，這個百年前‘詩界革命’就試過。形而下的嘗試也必得有形而上的理念和工具架構的先導，否則連評論古詩的新套路都說不出來。那麼為什麼我說與其古詩新作，不如新詩古作，何以只談技術上的問題，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