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群英會（二）(第2/4 頁)

的套路一樣。我談‘經史’並非說以史論事，以經概言。而是以‘經史’所代表之道德秩序與科學所代表之個性理相較而言。

我們在談到建安風骨，談到魏晉風度，談到明清小說時總是喜歡研究文學主體自我的覺醒。但這種覺醒是評論者基於某種抽象概念而做出的機械闡述，還是真正的基於共情的理解，是不是‘被’覺醒值得思考。我們到底是用怎樣的尺度在丈量古代文學？我這麼說絕不是否認文學主體具有一個覺醒的過程，因為即使是經本身也脫離不了原始記事的史學氣味，所以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更遑論文學始祖詩騷中的所謂非文學性的成分。所以我想要的是問一問這個文學主體的覺醒是從哪一面走向了哪一面。我們有不同的尺度，但是丈量的是同一個問題。最怕的就是還沒有一個丈量的工具在手中，就急著去用手指比劃長度，而當根本無從為繼的時候便直接拋開它，徹底否定問題。

所以選擇好一個工具，理解其尺度的能指和所指，然後才有丈量的資格。那麼我所謂的‘經史’的尺度指代是什麼，我覺得‘經’是一定歷史範疇內都普遍適用的規律和抽象理念，‘史’是一時之形勢與相應運動之體制。

這些抽象理念從短期看是一定歷史範疇內維繫社會各領域常態的準則，其精神是抽象的，而構建其型體的每個因素是具體的。而從長期、宏觀的角度去看歷史，則這種理念即是抽象的歷史發展規律。

古人對於歷史有“治亂”的觀念，認為歷史是興廢相替的，諸夏民族最早的史學意識‘殷鑑’也體現這點。而既然有所謂‘亂’的看法，則必得先得有所謂‘治’的標準，所謂‘亂’並非單純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動亂之具象，而是與傳統意義上的以儒家正統的意識形態、‘外儒內法’的方法論、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框架、自然經濟的基層形態等構成的王朝相悖的現象。那麼這些構成中國古代政權的基本理念就是狹義的體制構成因素。而從大歷史的角度去看，中國古代土地擁有日趨集中的問題在歷朝後期都是積重難返的，從而構成了社會動盪並衝擊著維持體制的秩序。它將會帶來新一輪的資料分配和重構，但是一旦新一輪的重構日趨穩定之時又會自然向著傳統體制靠攏，從而使得重構的僅僅是既得利益者集團，而非根本支援其鞏固既得利益的核心理念。

那麼這個歷史迴圈的大規律就是宏觀意義上的規律，其於中國古代而言，是一種厚古薄今的，像颱風眼那樣的理念。它不斷散發出的勁風將摧毀很多東西，使之成為歷史，但是颱風眼本身所處的地方卻是一紋不起。其影響亦如颱風一樣，愈遠而受災愈小，所以中國古代大亂的爆發將摧毀中央朝廷的既定組織架構，但是其影響之末的農村組織的套路卻是亙古不變。

從秦漢起，中央朝廷官僚的位階制度經歷了從秦的爵秩制到漢的祿秩制到魏晉南北朝的品位制，其政治精神隨著皇權的盈縮而轉變，從重事而到重人再到重事，從而在政治架構和人事錄用方面都顯示出與前代的較大差異。這是這股歷史颶風給予上層政治的打擊。

中國農村農業組織與生產並未隨著一次次社會政治的重構而有所顯著改變，當然我是從其宏觀角度去看的，不去細分部曲佃客制、租佃制等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租稅形式的細分。所以足以說明中國社會之劇變往往源於我們民族的根源——農村，這是形成颱風的颱風眼，但是它本身並不會產生多少變化。

同樣這個颱風的比喻也適用於其他具體問題的闡述，譬如幾乎所有政治制度史的問題總是圍繞著皇權專制這個颱風眼展開的，譬如說中國歷史上往往有地方監察官員轉化成凌駕於地方官之上的最高主政大吏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的產生必然是由於皇權本身的式微而引起的，但是地方官的日趨諸侯化所要達到的目的並非是推翻掉皇權制度本身，而是為了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