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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展示長春的故宮和哈爾濱的冰燈……總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這句話，一定會使對方想起些什麼。

第一次聽到外省人明確說出對“我是湖南人”這句話的反應，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東的煙臺，參加一個全國的中青年翻譯工作者會議。我在煙臺站下車後，先上一家小館子去填飽肚子。餐館服務員是個女孩，從我的口音聽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於是我說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問一句：“湖南？”然後眼神顯出了茫然。顯然，這是個很少讀書看報的女孩，對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過了一會兒，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對我說道：“我想起來了，湖南就是那個流行二號病的地方！”

的確，那段日子，全國的報紙、電臺和電視臺，都在報道湖南的岳陽出現了二號病，並宣稱政府已經採取了嚴格的防範措施。遠在渤海之濱的餐館女服務員對湖南所有的那點可憐的印象，完全來自關於

二號病的新聞報道。她是一個天真的女孩，當然無心傷害我，但她對

我家鄉的描繪，的確令身處異鄉的我十分尷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陣發愣，頗有顏面無存的感覺。我甚至猜想，餐館裡的所有人，會不會害怕我身上藏著可怕的病毒，會給他們帶來致命的禍害。

我草草地吃完飯，趕緊離開了那家有人將湖南與二號病劃上等號的餐館，急匆匆地趕到了接待會議的賓館。

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獲得怎樣的評價，對他的自信和尊嚴，具有極為強烈的影響。

幸運的是，那一次在煙臺，見到其他與會者之後，我心裡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漸漸地為一種自豪感所取代。作為來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歡迎。代表們大部分來自全國一些高等院校，是在業餘從事翻譯工作的外語教員，而我則服務於因大膽出版外國文學譯著而在全國頗負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開放以來，提起這家出版社，中國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愛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間都會人客如流，教授和講師們將一摞摞譯稿交給我，交口稱讚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納他們的書稿。

湖南的出版業，在改革的歲月裡引領著開放的風氣，一直是湖南人的一個驕傲。“出版湘軍”一度是湖南各項事業中的一枝獨秀。十年“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就是在長沙舉行。時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長的胡真先生，首次在會上提出地方出版業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國，放眼世界”，為湖南出版業展示了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這個方針的確立，使湖南的出版事業迅猛發展，在全國贏得了豐足的稿源和無數的讀者，為十年浩劫之後的著作界和讀書界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湖南的出版業與時俱進，成績斐然，使我在煙臺的那次會議上滿面風光，一掃心頭因為二號病插曲而滋生的陰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瞭解到，“我是湖南人”五個字，會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麼積極的反應。

從那以後，我對外省人說出“我是湖南人”之後，再也沒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尷尬。我得到的所有反應，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與湖南在中國應有的地位十分相稱。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裡的朋友告訴我，在北京，我不必為我說的普通話帶著湖南話的腔調而不安，因為這種腔調會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簡單，曾幾何時，這種方言與來自中國最高層的語音同出一轍，而北京人對這種語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確，在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麼方言比兩位主席的鄉音更具有權威感呢？何況，另有許多操著這種語音的人，在京城裡身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