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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畢竟沒有那麼簡單。

無論是說宗閔、僧孺私結朋黨、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斷定李德裕也難逃個人恩怨嫌疑也罷，假如僅僅是這兩派黨同伐異、彼此排擠，造成的波瀾絕不會如此深遠廣闊。其實，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囿於私見而打擊異己，在政治上都是屢見不鮮的，但從來也沒有哪次像他們這樣牽涉到這麼多人，延續了那麼長的時間，起起復復那麼多次。一句話，如果沒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種對立就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會相互轉化、相互妥協，而斷不會永遠處在矛與盾的永恆是非中。

在宗閔、僧孺與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內心對這種事很頭疼，但有時在客觀上也能得到好處。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憲宗。至高無上的天子有權選擇什麼是應該做的事，一旦決定以後，他就必須把重心全歸結到這上面來。不管朝中有幾派存在，誰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舉個例子來說，比如元和後期，對淮蔡能否取得勝利，是帝國對藩鎮強硬政策成敗的關鍵，而這時裴度、李逢吉兩人的爭訐也達到了高潮。憲宗贊成平定藩鎮、掃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於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線的同時，順從裴度的請求罷免了反戰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鎮也相繼歸順後，憲宗起用皇甫鎛卻遭到了裴度的堅決反對，這時憲宗的心思已經從平藩轉到了收集錢財方面了，顯然，裴度的固執堅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礙，所以天子便斥責裴度&ldo;黨見太深&rdo;而召回了令狐楚，還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於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滿的一些人。憲宗此際所做的這一切，其實就是一種絕妙的牽制，儘管不是有意識的，但只要身處天子之位，也就決定了這是一種必然。

年輕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寶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為相時，敬宗不滿於他的無所作為。遂有心思召裴度為相。但皇上並沒有馬上就顛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訴遠在山南東道的裴度：

&ldo;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時間，你可憑此行事。&rdo;

這個暗示再明確不過了，裴度自然心領神會，立即主動上表請求入朝。結果使李逢吉大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編出了那段&ldo;緋衣小兒坦其腹&rdo;的東西來誹謗裴度，自己導致了失敗。在這裡，敬宗是勝利者，他的這種近乎於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來之筆！

文宗在這上面花費的心思更多。

文宗當政期間最大的問題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先是放棄相互之間有成見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錫，宋申錫失敗後，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閔和牛僧孺，但結果仍讓他極為失望。所以便轉而啟用李德裕，並且贊成他大刀闊斧地清除李宗閔與牛僧孺的黨徒。文宗在反覆多次後雖然放棄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觀上還是嚴重加深了朝問的派系分野，使他們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擴大。

所以，沒有了天子，也許就沒有了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還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還有宦官。

在這幾十年裡，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視，從文宗開始，他們的權威和勢力甚至超過了天子。如果說天子對派系鬥爭只是下意識地起了一種牽製作用的話，那麼，宦官則完全是在有意識地操縱兩派的進退，以達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現實。似乎已經不必解釋，人們只要回憶一下文宗皇帝那一個無奈時期的種種現象，便立即會恍然大悟，只是心裡不敢說出來而已。即使李宗閔、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們心裡又何嘗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