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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克卡爾(drankekar)在研究獨立後的印度軍隊的歷史時，也同樣被允許查閱未經公佈的檔案；他讓我從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關鍵性的備忘錄的內容，我向他表示感謝。

我試圖理解雙方在這一爭端中是受什麼因素支配的。可以看出，有時候一方對另一方所持立場的誤解，在加劇新德里和北京之間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是比較清楚了。我的意圖只是敘述和澄清一樁歷史事件；我認為這個事件是廣泛地被誤解了，而且當它發生的時候，我自己對之也有誤解。我無意於指責任何一方，而且確信，雙方往往是認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傷害而採取行動。這是看得出來的，當然這樣做只能使衝突加劇。

本書中出現一種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狀態。這是由於我獲悉邊界爭端的情況，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開的社會之一，而我為了寫這本書進行研究時，這個好處使我得益非淺。不過，在中印爭端問題上，印度政府也許由於它的公開性已經吃了些虧，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如果一個人仔細研究一個政府的公開言論和私下的(實際上是秘密的)態度之間的差別，那就不免使人們對它產生惡感。尼赫魯的對外公開的講話數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別容易被人加以前後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詞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相形之下，就內部工作程式而言，沒有哪一個政府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公開。在追溯中國的政策形成過程時，我除了公開發表的材料以外，沒有別的可供查考。公開的材料倒是非常豐富，不過，反映猶豫、前後矛盾、分歧以至表裡不一的證據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軍方內部磋商的記錄中這種證據有時是顯露出來的。因此，誰在北京有象我接觸印度的記錄那種條件，那麼中國的政策大概看起來不會這樣前後一致，也恐怕不會這樣講究實效。也許將來研究這些事件的人們能夠糾正本書中的不平衡狀態，他們手頭有了更充分的檔案材料，將會發現我的敘述上的不足之處和解釋上的差錯。

我能夠有機會用將近兩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要感謝倫敦大學的東方和非洲學院，特別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hphliips)教授，他的關心、鼓勵和建議對我是極其可貴的。

我要特別感謝的其他人士有：羅納德&iddot;西格爾(ronald

segal)，在有關本書的許多事情上給我鼓勵，向我提出意見；斯&iddot;戈帕爾(sgopal)博士雖然他肯定將完全不同意這本書的見解，但是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熱情從未因之而減弱；麥可&iddot;布里徹(i插el

brecher)教授嚴肅認真地讀了原稿；阿爾斯太爾&iddot;藍姆(alastair

lab)教授也讀了原稿，對我很有幫助，並讓我引用了他沒有發表的一篇關於阿克賽欽的論文；約翰&iddot;肯尼思&iddot;加爾佈雷思(john

kenh galbraith)教授根據他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直接瞭解，指出了一些細節和著重點上的毛病；多蘿西&iddot;伍德曼(dorothy

woodan)女士允許我引用她寫的《喜馬拉雅邊疆》(hi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庫爾邊普&iddot;內雅(kuldip nayar)讓我預先讀了他寫的《兩線之間》(beeen the

les)；羅伯特&iddot;哈登巴克(robert huttenback)教授閱讀和評論了我寫的歷史引言部分；《中國季刊》(cha

arterly)編輯戴維&id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