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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沒有人管束，為什麼不偷盜?三四個結夥橫行的盜竊犯就能對幾十名嚇怕了壓垮了的假政治犯稱王稱霸。

有首長們的讚許。以先進理論為依據。

但是，即使不用拳頭進行反擊，受害者為什麼不上告呢?任何聲音走廊裡都是能聽到的。押解隊計程車兵們正在柵欄外面慢悠悠地來回走動。

這的確是個問題。每一個響聲，每一聲嘶啞的哀告都能聽到，而押解員照舊來回踱他的步子‐‐為什麼他不來干涉?離他一米之遙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發生一件槍案，為什麼國家的衛士不出來干涉?

仍是同樣的原因;他也被灌輸了這種理論。

更甚於此的是，對盜竊犯實行了多年的優待之後，押解隊本身也在朝這個方向演變。押解隊本身變成了盜賊。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盜竊犯最猖狂，對政治犯欺壓最深重的十年，誰也想不起押解隊制止過一次在監室、車廂、&ldo;烏鴉車&rdo;裡對政治犯的搶劫。相反，人們會告訴你押解隊收受盜賊贓物並供給他們伏特加、(比口糧高階的)食物、菸草作為交換的大量事例。這類例子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了。

畢竟押解隊的中土也是一個窮光蛋：武器、背卷、飯盒、士兵口糧就是他的全部家當。要求他押解一個穿著貴重皮大衣或鉻鞣皮靴、提著一包城裡的闊氣東西的人民敵人而且還要他容忍這種不平等現象‐‐這未免太殘酷了。奪取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嗎?在這方面還能有什麼別的準則?

一九四五‐‐四六年，當時犯人們不是來自什麼別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從歐洲湧來。他們身上穿的，行囊裡裝的都是歐洲的稀罕物件，連押解隊的軍官們也抗不住了。他們的職務使他們躲開了火線，可是也使他們失去了在戰爭末期撈取戰利品的機會‐‐你說這公平嗎?

在這種情況下，押解隊把盜竊犯和政治犯摻混在一起已經不是偶然的，不是由於倉促，不是因為空間不夠，而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盜竊犯們也不辜負他們苦心：衣物從&ldo;海狸&rdo;身上剝下來，轉手就進了押解隊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們已經裝進了車廂，列車已經開動，而盜賊卻一個沒有，嗯，乾脆一個也沒有裝上車，今天沿線哪一站都沒有遣送盜竊犯，那該怎麼辦?這種情形也聽說有過幾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國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爾中心監獄服刑。第一次開啟箱子就顯出他們有貴重物品。這時押解隊親自動手在車廂裡有條不紊地挑揀東西。為了防止遺漏，他們把犯人們脫得精光，叫他nl坐在廁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隊仔細地翻看和挑揀他們所有的東西。押解隊沒有考慮到，這批犯人不是去勞改營，而是送往一座正經八百的監獄。到達目的地，科爾涅也夫提出一份書面申訴，描寫了全部經過。那支押解隊被找回來了，對他們進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東西歸還了原主;沒有查出的，給了賠償。據說押解人員分別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過這類事情沒法核實，況且他們犯的是盜竊罪，在監獄裡是蹲不長的。

然而這是個例外的事件。那個押解隊長如果及時剋制一下自己的貪慾，本來會明白，這種事頂好不要親自沾手。下面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事例，正因為簡單，所以可能是經常發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節從莫斯科開往新西伯利亞城的&ldo;澤克&rdo;車廂裡(a&iddot;蘇濟正好在這節車裡被送解)正巧一個盜竊犯也沒有。旅程很長;當時的&ldo;斯托雷平&rdo;是慢慢爬的。押解隊長一點不用著急，他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