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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頗望曾國藩領導此一運動，曾氏自謂洋務未曾諳究，性復謹飭，謙退不遑。兩年餘來，李與外人朝夕共事，西情認識益明，益知欲圖自強，必須學西人制器之器，欲學其制器之器，必須變通舊章。一八六四年致書恭親王，發揮他的主張，議論更為透徹。原書略雲：&ot;泰西各國，明於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土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人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其演習之弁兵，使由而不使其知；其創製之員匠，則舉國尊崇之，而不以曲藝相待。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其故何由？蓋中國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習其事，造詣兩不相謀，故功效不能相併。藝之精者，充其量不過為匠目而止。洋人則不然，能造一器為國家利用者，以為顯宦，世食其業，世襲其職，故其祖父習是器而不能通，子孫尚世習之，必求通而後止。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奮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研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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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四三年耆英曾自廣州乘船去香港。

所謂制器之器就是機器，初意在製造槍炮彈藥。第二年太平軍大致弭平，李進而論及機器與民生經濟的關係，謂&ot;西洋機器於耕織、印刷、陶埴諸器，皆能製造，原不專為軍火而設，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求利益者&ot;。

左宗棠留意海外之事，始於鴉片戰爭。及進軍浙江與法人接觸，對於西洋軍事所知愈多，已有仿習之志。太平軍平定後，復因法人的啟迪，建議中樞，羅致人才，籌措經費，以製造輪船，整理水師。&ot;泰西巧，中國不必安於拙，泰西有，中國不能傲以無。&ot;&ot;中國之睿智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以實。謂我之長不如外人，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ot;，何況&ot;善因者究易於善創&ot;。

四、馮、郭的見解

乾、嘉時代的學者，多致力考證與理學。道光後期，士風漸變，先是注意到國家的內在危機，繼復注意到外來的禍患，認為必須有所更張，取人之長（見77-79 頁）。英法聯軍之役，給予知識分子的影響尤大，對於洋務的認識日益深刻。馮桂芬（一八〇九至一八七四）、郭嵩燾（一八一八至一八九一）為代表人物。馮桂芬早年受知於林則徐，鹹豐末年，避難上海。一八六一年著《校邠廬抗議》，論中國自處之道。他說：&ot;今既和議，宜一於和。……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ot;和亦非永久可恃，必須及時自強。中國之不如西洋者，為人無棄材，地無遺利，軍民不隔，名實必符。既須反諸求己，亦須取法於人。&ot;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ot;以軍旅淪，中國之不如人者，為船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