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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人似頗有心為善，不妨相機妥為利用。俄人首先表示，願派兵船會同中國陸師平亂，並願與美人採辦米糧，以濟京師。法人亦有此請。曾國藩以為此舉目前困難尚多，自後貽害無窮。恭親王等對於俄、法用心亦多顧慮，英人更是疑忌。事雖未成，但一八六〇年上海之所以不失，實賴洋兵之力。清廷原堅拒洋船入江，一八五九年以來，英人一再詆毀太平軍。一八六一年巴夏禮告上海士紳，英軍願保衛上海、寧波，攻取南京、蘇州。繼又面告恭親王，太平軍斷無成事之理，但是官軍餉項不足，船炮不利，亦不易勝。恭親王本有&ot;妥為牢籠，使為我用&ot;之意。一八六二年，遂決定借洋兵助剿。他雖知洋人係為自身之利，雖確可為清廷除心腹之患，未始非由於近年&ot;駕馭得宜&ot;的結果。助剿之外，洋人管理海關，可吞不吞，稅收悉行交出，使軍餉充裕，力事的屬公正。

第三，今後國事，必須求探源之策，作治本之計。洋人雖講信義，甚至&ot;暱而就我&ot;，要知&ot;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其害則實相同&ot;，&ot;外憂與內患，相為倚伏&ot;。洋人目前尚稱安靜，太平軍勢已衰頹，正應及時自強。&ot;自強之術，必先練兵，……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ot;所需經費，可於海關提解，以收夷之稅。為練兵之需。練兵須先有利器，自洋人搆釁以來，內患外侮並至，不盡由於中國不善治兵，乃因 &ot;有制勝之兵，無制勝之器&ot;。人多知英、法諸國&ot;惟恃船堅炮利，以橫行海外，而船何以堅，炮何以利，則置焉弗講。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機巧，不肯輕以授人，遂無從窺其門徑&ot;。李鴻章已在上海僱覓洋弁，教練兵勇，併購求洋匠，製造夷器，應託名平亂，加以推廣。&ot;若於賊平之後，始籌學制，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阻撓。&ot;趁此&ot;洋人樂於見長之時，將外洋各種機械火器，實力講求，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ot;。&ot;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我能自強，可以彼此相安，潛懾其狡焉思逞之計；否則我無所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設或一朝反覆，誠非倉猝所能籌畫萬全。今既知其取勝之資，即當窮其取勝之術。&ot;&ot;如此則禦侮有所憑藉，庶國威自振，安內攘外之道不外是矣。&ot;時為一八六四年，自強運動已經展開。

恭親王等之外，翰林院、都察院的官員亦有同感。編修趙樹吉奏稱，中外和議並不可恃，唯一辦法在求所以自強之術。&ot;誠能日夜祗懼。奮發有為，使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將智者效謀，勇者畢力，則秋間一變，乃天所以甚彼族驕悍之疾，而警我數十年因循之弊，因災而致福，化弱而為強，此中國無疆之慶。&ot;御史魏睦庭說得更為具體，謂火器為軍營決勝之技，近年以西洋為最精。西洋以商販為立國之本，英、法現皆願助剿平亂，使洋貨益為暢流。應向各國價購火器、輪船，並在上海等處設局學習、演放、駕駛，先掃清長江，再攻堅城。中國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果實力講求，則船炮軍械，大可勝於西洋。就原則而論，恭親王等的看法，與二十年前耆英的羈縻撫夷的外交政策及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的國防主張，無大出入。不過二十年前只是少數人的意見，此時漸形成一種運動。固由於外患轉烈，而所重實在平亂安內。

三、曾、李、左的主張

中樞主政者倡導於內，各省有力督撫同時呼籲於外。恭親王、文祥的主張為外交與軍事並進，以曾國藩為首領，李鴻章為中堅的疆吏的意見亦屬相同，一面信守相約，一面力圖自強。他們所重視的偏於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