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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市民的&ldo;天下大同&rdo;同貴族國家的利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商品周轉越快，工廠企業的規模越大，工商業家的生活就過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們投資的領域越多，給國家帶來的收入也就愈豐。

歸根結底，市民的&ldo;幸福&rdo;，取決於他們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為國家所提取。

事實證明，市民要&ldo;安居樂業&rdo;而國家要花錢（打仗、建設海軍修建城市和要塞無一不要錢），這二者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工商業者的&ldo;利益&rdo;就成了國家的犧牲品。在十八世紀初的近二十年中，國家徵收的種種苛捐雜稅和加在人民頭上的徭役，使許多商人破了產。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裡，他才恩賜工業家以多種重要的優惠和特權，其中包括給予大企業主免稅經營其產品和工廠購買農奴作為勞動力的權利，從而促進了工業的發展。此外，還免除了工廠主對軍隊承擔的徭役和運輸徭役。當然，這種優惠只限於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對其他市民來說，&ldo;安居樂業&rdo;就是履行義務，維護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滲透到修道院，從而使靜修人士的整個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修士們飽食終日的生活和宏偉華麗的教堂，無不是由修道院農奴的勞動提供的。修道院的領地從來就是國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塊肥肉，五根不清淨的修士，常受到嚴厲的訓誡。但是對待他們的制裁併不嚴厲，充其量不讓修道院擴大地產和免於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規的惡行而已，彼得也強迫下層僧侶為國家利益服務。只要對比一下兩份相隔達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對修道院憎團的生活條件的堅定態度。在1701年的一份詔令裡，他提出修士應遵從古制；自食其力，營集體生活，並以雙手勞動所獲供養為數眾多之乞丐。他批評時下的修道士&ldo;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生活奢侈&rdo;。在1724年的詔令裡，彼得指出多數修道士營寄生生活，遊手好閒，俗念未斷，而在出家之前，他們是&ldo;三重身份的納貢者：向家庭、國家和地主納貢&rdo;。

起初，不許修道院購買和交換土地，後來又褫奪了它們有支配自己領地收入的權利。分配給修道士的口糧極其微薄，不論大主教還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對待，此外他們不得在淨室內設文房四寶。規定男女修士均應當有一技之長，如做木工、畫聖像、紡紗、刺繡、編織花邊以及從事其他&ldo;不妨礙出家生活&rdo;的技藝。在修道院實現的主要的革新專案是：各修道院有義務用本身收入贍養老弱病殘計程車兵和軍官並向學校提供經費。在推行這些革新時，彼得評論說：&ldo;我們的修道士養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門的途徑是：虔誠、茹素和祈禱。我要用麵包和水而不是用鱘魚和美酒為他們掃清去天堂的路。&rdo;

在彼得時代，貴族不能再在莊園中過養尊處優的生活了，他們要在陸軍和艦隊裡服役，在戰場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國王訓練有素的軍隊打仗。貴族不得不穿上軍官制服，在營房和辦公室裡忙於公務，他們把這種當差視為能使他們傾家蕩產的沉重負擔，因為當了這種差，他們的莊園產業就無人照顧了。

許多貴族千方百計逃避這種勤務，就象逃避彼得所規定的另一種義務‐‐學習一樣。

彼得興辦的一些學校很象兵營，學生們則象新兵。普通學校和培養高階專家的學院，都強迫貴族子弟去入學就讀。當時有人說，&ldo;在偌大一個俄羅斯，哪個名門望族都必須承擔將八至十八歲的子弟或其他親屬送到海軍學院去就讀的義務。&rdo;

大批貴族子弟曾被送到國外去留學。起初這些青年人主要是學習航海、造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