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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狀態的農民工接受任何技能培訓都將是臨時的、不確定的，這種狀態不僅會讓農民工接受技能培訓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受挫，還將使技能培訓流於形式。如果能夠讓農民工安居樂業，農民工的培訓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農民工的素質才可能獲得真正的提升，國家發展的最高利益才可能切實得到維護。

第九，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多管齊下，但政府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將是最重要的。例如，立法機關需要承擔起制定與完善相關法制的責任，包括修訂舊法、制定新法，確保農民工的經濟、社會、政治權益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與切實的法律保障；司法機關需要利用司法權威來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並制裁那些損害農民工權益的違法者；僱主必須遵守國家的勞動法規及相關法律與政策，樹立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財富觀，平等地對待農民工，並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急需樹立公平、正義、共享的核心價值觀，用平等的理念與包容的心態實現對農民工的真正開放，並對農民工融入城市採取真正歡迎與積極鼓勵的取向；農民工自身則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素質，並有理性的、長遠的發展規劃。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時，政府的責任是最大的，因為法制的實施離不開政府，農民工與其他群體利益分歧需要政府公正裁判，農民工素質提升需要政府投入相應的財力、物力與人力，農民工融入城市尤其需要政府完善現有的政策體系。因此，政府需要承擔起確保平等對待農民工的各項法規及政策得到落實的責任，透過法律賦予的行政權力來糾正損害農民工權益的現象，同時還應當制定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長遠規劃，真正按照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思路來提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思路與科學合理的方案，並負責付諸實施。

中國農民工問題：理論判斷與政策思路（10）

第十，農民工問題解決的好壞與快慢，不僅決定著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程序，而且決定著我國協調、健康、文明發展的程序與現代化程序。我們認為，“三農”問題解決的根本出路在於減少農民，而大量農民工流入城市或者進入鄉鎮企業務工，使得農民工可以擺脫土地的束縛；勞資關係的確立與延續，又使其可以真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這有利於緩解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進一步釋放農村的勞動生產力，向鄉村傳遞城市文明，併為農村土地資源的集約化、規模化經營及農村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提供基本條件，從而推動農村土地制度的新變革和新農村建設。解決好了農民工的問題，便解決好了“三農”中的關鍵問題，也解決好了我國工業化程序中的產業升級問題和城鄉現代化程序中的關鍵問題。反之，則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甚至可能爆發巨大的社會危機。因此，農民工是從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等各個層面聯結城鄉的紐帶，也是城鄉協調發展與地區協調發展的紐帶。抓住了農民工問題，也就抓住了現階段中國發展的關鍵，農民工問題的解決是最終解決“三農”問題和加快推進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標誌的現代化程序的標誌。

三、解決中國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思路

以上是在調查實踐基礎上從理論角度對中國農民工問題作出的基本判斷，應當成為國家解決農民工問題政策思路的基本出發點。面對如此規模巨大的社會群體，任何輕視農民工問題或者不能妥善解決好農民工問題的做法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後果，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將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驗。因此，應當將農民工問題作為中國未來十年發展中的頭等大事來看待，統籌考慮、綜合協調、近中長期目標相結合，積極促使農民工問題得到較快、較好的解決，這是我國向健康和諧的、可持續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道路邁進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