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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客觀的東西，後者是人們主觀制定的。主觀制定的戰略策略路線政策，是以客觀規律為依據的。路線政策正確的程度，視其主觀反映客觀規律的正確程度。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理論得出科學共產主義結論，就是要制定實現共產主義的戰略策略路線的。由於我在這兩個方面均有一定造詣，所以在教授《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等主要談戰略策略問題的課時，習慣性地較深刻地分析經濟原因等客觀規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觀經濟規律經濟學課程時，習慣性地聯絡路線政策的制訂等主觀如何反映客觀規律及其對客觀規律的作用。而且習慣運用經濟學理論解釋和分析歷史社會政治問題，習慣於到經濟史中找尋革命史中所發生的現象，找革命史所發生的歷史背景。這樣，我意識到中國現代史和現實問題的一切現象，大多和中國近代80年的歷史關係至深。

從上面的敘述看，教中國近百年史轉教政治理論課多年，表面上脫離了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恰恰為深入瞭解和研究它，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所以不是走彎路，而是走了捷徑。由於理論教學和研究的擴大和深入，才意識到過去所教中國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對於經濟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對政治與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互關係，都不理解。很多問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國近代史上所訂不平等條約為什麼是那些條款？它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關係如何？資本家為了剝削剩餘價值，為了實現商品的價值，必須有市場競爭能力，必須廉價出售其商品，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成為主要形式，所以《江寧條約》等條約才規定開口岸，闢租界，有5％的關稅和每兩&ldo;不過某分&rdo;的內地稅乃至25％的子口半稅，《馬關條約》等條約才規定在中國內地可以從事工藝製造和其他資本輸出條款等等。有了理論武器，總更想重溫和專攻中國近代史。1956年終於如願以償。從此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開始專門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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