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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上書中已隱含了這一意思：應“刪除滿漢名字籍貫，而正定國名，即永名中華國，上自國書、官書莫不從同，自滿、漢及蒙、回、藏既同建一國，並當同為中華人，不得殊異，其滿人並賜漢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疑，則團合大群以強中國，莫善於此”。這裡表述的五族“同建一國”，“同為中華人”，明顯是與後來的中華民族概念相結合的。

梁啟超是西方民族主義概念的最早傳入者和闡發者，自1902年起便力倡“新民說”，意在培育國民的*意識、人文素養、進取精神，從內在精神上強國興邦、振興民族。同時他反對“排滿復仇”，提出“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的主張。這一思想也為國家層次上中華民族概念的產生做了鋪墊。

“中華民族”一詞於20世紀初年較多地出現於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論中，只是這時還更多的是“漢族”的同義詞。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專制體制，建立了“*”，實現了維新派和革命派以“中華”為國號的共同理想，也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流行和含義的擴充套件開拓了政治空間。隨著推翻清朝統治革命任務的完成和維護國家統一的需要，民國建立之初的孫中山馬上提出了“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國民，合一爐以冶之，成為一大民族”的主張，同時將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為新政權的國旗。於是，建立在國家統一基礎之上容納中國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觀念正式出現。然而在其晚年，孫中山又提出了“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的“國族”理論。他極力推崇美國的民族融合模式，建議“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這就將“中華民族”演繹為以漢族為核心的，需要對各民族加以同化才能完成的正在建設中的“國族”。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4）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繼承了孫中山民族主義中的同化思想，直至後來提出了所謂中國各民族為同一民族之“宗族”的理論，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嚴厲批評。

將“中華民族”拖出同化論泥淖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它也經歷了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其“二大”政治綱領中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其中的“中華民族”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對，明確為國家層次上的民族概念；1925年中國共產黨在其“四大”《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中，批判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將“中國以大中華民族口號同化蒙藏等藩屬”的政策視為“世界革命運動中之反動行為”。這都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與基於民族同化思想的中華民族觀劃清了界限。但同時期黨的文獻在使用“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概念時又常與“少數民族”相併列，這又說明黨對“中華民族”的理解還不夠明確或自覺。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迫近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劇，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使用漸次增多，而且多用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語境之中。1934年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講到：“中國人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中國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就是中華民族武裝自己。”這裡的“中華民族”被明確地作為“中國人民”的同義語。1938年11月6日，《*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提出了“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