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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箇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盡管一度渙散，但並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尤其20世紀中期以後，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和綜合國力的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這在危及民族尊嚴和生存狀態的重大事件發生時每每表現出來。這深刻說明，100多年來，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礎，或者說，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實現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研究這種更新和重構是認識中華民族凝聚力現狀的根本著眼點。

關於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種表述。我理解，所謂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內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現為民族認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認同和社會主導意識認同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效應；而民族內部的聚合力則表現為社會不同區域性或群體之間的團結統一及其效應。據此，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問題，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上述幾種認同的確立、國家統一、社會和諧及經濟基礎的重建問題。

中華民族自覺認同的確立和鞏固

民族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就國家層面的民族而言，社會成員的民族認同是與國家認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認同的發生是從族別上確認“我”與“非我”的過程。促使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發生的“非我”參照物是將中國置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外國列強。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國土淪喪、主權丟棄的“亡國滅種”危機將國人的命運前所未有地聯絡在一起，推進了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但是，將這種認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並使其得到鞏固的，則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先進的中國人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改造中國、統一中國的理論和實踐。以“華夷之辨”和“夷夏大防”為代表的傳統民族觀念在多民族的中國自古有之，但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思想則是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西方傳入的。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挽救中國的危亡要靠民族主義。因為民族觀念，“根於天性”，“今日若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於吾中國，則中國乃真亡也”。世紀之交和稍後由中國人創辦的中外報刊大量介紹和宣傳了西方民族主義的作品，形成了一種蓬勃的民族主義思潮。　。　想看書來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3）

西方民族主義為中國人挽救危亡提供了一種思想啟迪，這就是拯救中國要以“民族”的意識、形式和精神，而這種“民族”只能是依傍於國家，包括中國各民族在內的統一的中華民族。但這種認識的形成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

孫中山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是1894年11月他為興中會所擬章程中的表述：“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這是“振興中華”口號的最早提出，而且這裡的“中華”與“外國”對應，明確是指中國和中國人。但是，此後他又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使“中華”與漢族、“韃虜”與滿族等同起來。

維新派反對革命，主張走改良之路，在*上則提出“滿漢一體”、“滿漢同族”。康有為在其《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中開宗明義：“奏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強中國。”並建議將中國國號改稱“中華”。值得注意的是，本摺為康有為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所奏，他所提倡的“以定國是而一人心、強中國”，和將國號改為“中華”與孫中山稍前所提的“振興中華”目標及後來的“*”的國號是一致的。同時，他提請光緒帝留意歐美的“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為國民，務合一之”，明顯也是以將全體國民塑為同一民族為宗旨的民族主義思想傾向。一般而言，民族認同的直觀表現是對統一族稱的認可，中華民族認同也如此。康有為在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