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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煤礦投產後，到1884年中法戰爭前，產量基本上逐年上升，第一年為14000噸餘，1879年即達3萬噸多一點，增長一倍。1880年為41萬餘噸，1881年即達到54萬餘噸。但1882年後有所下降，這是由於：（1）運輸困難。從礦井口到海岸雖有鐵軌滑行，但這些煤炭只能從海上運，海上風浪常常使運輸阻滯。而陸路山道崎嶇運費昂貴且很艱難。因此，極需從礦區築一輕便鐵路至基隆。兩江總督沈葆楨曾於1878年將拆毀的英人強築的吳淞鐵路的車軌購買運臺，但棄置海岸沒能築成。以致煤炭常常運不出去而堆積於礦廠。（2）銷路不暢。煤炭多靠兵輪和船政局、招商局購買，故市場不很廣闊，因而影響到生產增長。（3）生產季節性強。礦工多來自漁民農民，一年的相當一段時間他們忙於務農打魚，也使煤產量急劇減少。

然而，基隆煤廠並未虧折，且略有盈餘，這是因為：礦工工資 很低，每噸為四角，1880年洋礦工陸續離去，開支大減，成本費每噸一元五角左右，售價為二元五角，即便加上運費，價格也比英、澳等國的煤價為低。所以福建巡撫督辦臺灣軍務的劉銘傳說：&ldo;核計用度與銷售煤價，均屬有盈無絀&rdo;。這基本符合實際情況。1884年夏，中法戰爭中，劉銘傳為了防止煤礦被法國侵略者利用，將其炸毀。戰爭結束後，計劃恢復煤礦生產，但時而商本商辦，時而官商合辦，時而又官辦，舉棋不定。1885年商人張學熙稟請承辦，以無力購買機器，僅幾個月因虧折數千兩而稟請退辦。1887年，兩江總督曾國荃、船政大臣裴蔭森與臺灣當局各出銀2萬兩，共6萬兩，委張士瑜招集商股6萬兩，共12萬兩試辦，但試辦失敗，稟請官收。官接辦後退還商股6萬兩和船政局2萬兩。官辦未有成效，於1889年劉銘傳與英商範嘉士訂立合同轉讓洋商接辦，因清廷反對，劉銘傳撤退英商，派黨鳳岡代理，仍行招商。1890年，商人蔡應維等願集股30萬元，官商合辦，亦因清廷反對而仍歸官辦。這樣翻來復去，一直未恢復到中法戰前的生產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877年鑽探煤礦過程中，在基隆淡水屬的牛琢山附近的貓裹社地方，發現了石油礦，清廷派葉文瀾和唐廷樞僱請美國技師和購買小機器準備試行開採。這事雖未成功，對中國說卻是一件值得記錄的事。

總起來說，臺灣煤礦的開採，在中法戰爭前幾年，是有一定成效的，當然比不上開平煤礦。這除自然條件等原因外，臺灣基隆煤礦系官辦企業，不按&ldo;買賣常規&rdo;辦事，以致行政腐敗，例如：&ldo;每個高階官員都可以派個私人代表在礦廠任冗職&rdo;，增加了不必要的開支；地方當局封閉私營煤窯，禁止私人開採，採煤幾乎成為官府獨佔，這就缺乏競爭，以致出現了有時&ldo;礦局的人士並不急於銷售，索價奇高，商人不敢購運，結果是煤大量堆積著，而交易則很稀少&rdo;的現象。這些官辦的致命弱點，規定了企業不可能很順利地發展。而商本的官督商辦的開平煤礦，就不存在這種腐敗情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磁州開平基隆同時興辦的湖北興國廣濟官辦煤礦，與基隆煤廠同一命運。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五、從廣濟到荊門的煤礦開採及其失敗

湖北廣濟興國煤礦籌建始於1875年，清廷上諭中雖未與磁州、基隆並列，卻實際上是與上二礦鼎足而三。甚至在李鴻章心目中，比之磁州開平和基隆尤為重要。他意圖將廣濟礦作為試驗典範，以期做到讓別礦仿效的目的。所以李鴻章派得意親信盛宣懷會同漢黃德道李明墀主持其事。李鴻章之所以獨厚於鄂，是有深意存焉！他對盛宣懷一則說：&ldo;欲俟閣下在鄂開採有效，庶開平仿辦亦易。&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