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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潘吉星對樣品纖維的宏觀結構，在放大鏡和顯微鏡下，甚至透過用肉眼觀察，仍作出瞭如下技術判斷:(1)樣品不是任何纖維的紡織品，因其表面沒有紡織品所特有的成股纖維之縱橫交織的規則經緯紋，而同墓出土的絲絹和麻布雖已腐爛，卻仍明顯可見其成股纖維的規則經緯交織;（2）樣品的植物纖維是分散的纖維，作密集的不規則交織，不見有同向排列現象。透過高倍顯微鏡分析可以初步判斷，樣品中的植物纖維不是單純一種，而是由一種以上的植物纖維組成，或者是以某一種植物纖維為主，而雜以別的植物纖維。

既然樣品為纖維組成，又排除其為紡織物，那麼，按照潘吉星的推斷，樣品的屬性只有兩種可能:它或者是纖維堆積物，或者是紙。但就潘吉星在象崗古墓所看到的纖維堆積物而言，它與紙狀物同出於西耳室內，不過纖維堆積物放在平板玻璃銅牌飾上，而不是與銅匝在一起。透過對這些纖維堆積物的標本用放大鏡仔細觀察，發現纖維堆積物是絲絹殘跡和動物質毛類，較厚，多作單向排列，沒有層次，與紙狀物樣品呈現分散的纖維有明顯不同之處。除此之外，潘吉星還在該墓內看到堆放在一起的粗麻繩，這些麻繩雖已被水泡爛，仍可見其明顯的繩紋，而不是分散的麻纖維，與同墓內的紙狀物也不相同。由此可見，象崗古墓出土的紙狀物由植物分散的纖維組成，作密集的不規則異向排列交織，有若干層疊壓在一起，可逐步逐層揭開。它既非紡織品，亦非纖維堆積物或仟何其他自然纖維構成物，但卻與紙的表面有同樣的纖維物理結構。因此，潘吉星把它判斷為早期的植物纖維紙。這類紙與1957年西安溺橋出土的西漢紙有不少相同處，屬於同一個技術等級。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造紙是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倫發明，這個說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學界所公認。但是，到1957年時，考古學家在陝酉酉安驪橋的一座古墓裡發現了西漢古紙，其製造時間比蔡倫造紙說提前了100多年，這說明紙的出現應在東漢之前就已存在。1974年在甘肅居延也發掘出西漢時代的麻紙，1978年在陝西扶風縣太白鄉又發現西漢古紙。這些考古發掘中發現西漢時代的紙，證明瞭蔡倫的發明是在這些早期紙的基礎上所創造出來的。據專家考證，中國南方雖然至少在晉代已經能造紙，但與中國南方毗鄰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臘等地，_直至宋、元、明時代尚不會製紙。而東南亞的李泥、爪哇、滿刺加到鄭和時代尚不用紙。由此可見，中國紙是沿陸路而非海路傳到印度去的。至於造紙法何時傳人印度，學界尚有爭論。但巧世紀鄭和下西洋時，隨行的馬歡在榜葛刺(孟加拉)已經看到當地用樹皮製成的白紙，光滑細膩，&ldo;如鹿皮一般了&rdo;。

溺橋紙出土於西北，象崗紙發掘於嶺南，兩者類似，又屬一個時期&l;，因儲存條件不同，象崗紙受到地下水的長期浸泡而使強度大減，纖維細胞組織遭到破壞，但它與鑲橋紙一樣不容置疑。濃橋紙和象崗紙同屬漢武帝時期，它們有可能是各自獨立發明的，也可能是透過技術傳遞，一方受另一方的影響而完成的。到底哪一種更具歷史的真實，這除了需要對它們繼續進行技術分析以外，當然還要了解漢武帝在位前後中央政權與南越趙氏地方政權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及當時的南北經濟與文化交流情況，才能予以辨明。

就在象崗紙出土不久，考古人員又在一件銅傘柄飾旁和一個銅壓之內，先後發現了兩枚上有&ldo;帝印&rdo;字樣的封泥。這兩枚封泥的出土，再次為考古人員提供了一個重要資訊。&ldo;帝印&rdo;當指皇帝之印，這種直書&ldo;帝印&rdo;的封泥，在此之前的中國考古史上從未發現過。按常規推斷，封泥是緘封隨葬品的信物，此墓中發現&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