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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絹數量之大、耗費之多來看，如果沒有當地的織作，如此糜費濫用是不可思議的。《漢書&iddot;地理志》也曾說，嶺南南端海南居民亦&ldo;桑蠶織績&rdo;，而且是薴麻的產地之一。由此看來，漢代南越國完全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織造作坊。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對於研究漢代嶺南的手工業經濟，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又一個重要資訊

在西耳室眾多的青銅器之中，除鼎、鍾、提筒等器物外，還發現了11件青銅製成的匝，其中有2件較大。匝通體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間窄兩頭寬，底部平坦，體通長27厘米、寬24厘米、高11,5厘米。出土時兩匝重疊套放，中間填以纖維質的襯墊物，表面有絲絹及竹筒殘片。兩匝的襯墊物色澤微黃，質地細密，極薄，成片狀並帶有銅鏽綠斑，部分碎片捲曲摺疊，發現時，考古人員惟恐弄壞而沒有展開。從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較厚的為多層疊壓所形成。面對這些形狀特別的碎片，現場的考古人員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紙，如果真的是紙，那就是一個重要發現。為此，發掘隊決定將少量樣品送往北京故宮博物院，透過文物專家顧鐵符鑑別，並轉交中國社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作技術鑑別。潘吉星受領任務後，先用4-倍放大鏡對其表面結構作了觀察記錄，而後親赴廣州瞭解樣品出土的具體情況，並以和先前同樣的方法對紙狀物作了現場觀察。觀察結果表明，紙狀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規則的纖維，絕大部分纖維處於分散狀態，但纖維分佈不甚均勻，各處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從表面上看，纖維上有銅鏽綠斑，各碎片均呈灰黃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干層壓疊面成。同時在紙狀物碎片上，還可看到少數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播吉星將紙狀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在放大鏡下作對比觀察，發現測試的出土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在表面纖維分佈和交結方面有同樣的物理結構。當他把測試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同在顯微鏡下分析對比時，所得結果與低倍放大鏡下的觀察結果相同。這個結果表明，出土的紙狀物測試樣品表面由分散的纖維構成，它們按不規則的方式和方向作密集的交織，其表面物理結構與紙完全一致。這一點，在高倍顯微鏡下所看到的情景更為清晰:遺憾的是，由於象崗古墓室內曾長期為地下水所浸泡，墓內壁上仍可見有明顯的水線，墓內銅器、絲麻織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卜水的長期浸泡而遭腐蝕和破壞，因而使潘吉星難以判斷紙狀出土物植物纖維細胞的微細結構，也無法測量其單個纖維的長寬度::儘管後來播吉星還一度動用電子顯微鏡，但仍沒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體判斷樣品中的纖維屬於植物纖維中的哪個種類，只有那線分散的纖維交織在一起的未鬆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可判斷為麻纖維。這是惟一可辨別出的一種纖維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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