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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他介紹這些內容，其鋒芒所向是很清楚的，文章一開頭就提醒人們注意“中國抱殘守闕之輩，聞新聲而疾走”的情況，魯迅渴望科學的強大力量，人類進化的法則，能戰勝這些陳腐的，阻礙祖國新生的力量。

1908年，魯迅先後又發表了《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等論文，在這些長篇論文中，魯迅的精神救國的思想表現得更明朗，更強烈了。

他的這三篇論文，反對尋找救國道路時走“唯物極端”的道路，否定走純物質、純科學技術救國的道路，而堅決主張走精神解放的道路，個性解放的道路。

發表於1908年6月的《科學史教篇》，說明了在中國社會改革的根本關係中，物質性的科學技術與精神性的社會思想理論、文學藝術等等，何者更為重要，何者才是拯救民族的當務之急。他用科學發展史實的豐富資料，說明科學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偉大歷史作用。但是，他又提出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即科學技術既是人類社會前進的一種推動力，那麼，科學技術本身的推動力又是來自哪裡呢？這確實是當時主張科學救國的人很少想到的，而魯迅透過對科學史的鑽研，卻發現了科學的發展往往要靠一種“超科學’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包括道德、理想、愛國精神等等。也就是說，人的精神、理想等，才是科學發展的推動力。他說：“科學者，必常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一切無有，而能貽業績於後世者，未之有聞”。“科學發現，常受超科學之力，易語以釋之，亦可日非科學的理想之感動，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此時，魯迅把超科學之力，即“理想”、“聖覺”的力量，不僅看作是科學前進的推動力，同時看作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推動力。這種把精神因素當作社會前進終極力量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使他引伸出的結論，便是要救中國，不能“以科學為先務”，而應當以“超科學”的精神為先務。

從這種基本見解出發，魯迅把他開始熱烈追求的能夠激發人們精神的文學藝術的地位提高了。在《科學史教篇》的結尾，魯迅告誡人們，科學固然是神聖的，但是社會決不可以走只是崇尚科學知識的極端，一旦走上這種極端，人類美好高尚的情感和明晰敏銳的思想將會消失，社會將走入寂寞，科學也將隨之走向虛無的深淵。因此，人們不僅要求有牛頓、波義耳、達爾文、康德等科學之星，而且也要求有莎士比亞、拉斐爾、貝多芬、卡萊爾這樣一些文學藝術的豪傑，這些文學藝術家在人們心中喚起的精神和情感，將給世界增色，並將不斷地豐富人類的文明。魯迅提醒人們不要急功近利地一味追求物質而忘記精神的作用，他認為，對於處在精神貧困狀態的中國人來說，要獲得新生，這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他把人的精神看成是一種終極的神秘的聖覺力量，認為它是扭轉世界的槓桿，則顯然是一種空想。

這一年8月，魯迅發表的社會政治論文《文化偏至論》，進一步深化了《科學史教篇》中初步提出的思想，更強烈地指出，中國的嚴重問題在於人，不在於物；在於精神，不在於物質；在於個性，不在於“眾數”；這篇慷慨陳詞的長篇論文，提出了一個非常令人注目的論點，即要“立國”，必先“立人”，而“立人”的關鍵在於個性的覺醒和精神的振奮。“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魯迅確信只要國人精神振作，個性崛起，那麼，祖國將成為強大之邦而無敵於天下。他這些強烈的見解，歸結為一個著名的口號，即“任個人而排眾數，重靈明而非物質”。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