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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那些教會案審判是內部案子，不會使進步的歐洲感興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對付過去。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國家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築本身以及裡面掛著的、擺著的、畫著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而留給教會的只是聖經上規定的那種一無所有的教會。早在一九一八年，當政治上的勝利看來已經比預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時候，就著手去沒收教會的財產。然而這一倉促之舉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憤怒。在國內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再去建立一條反對教徒的內部戰線，那是不明智的。共產黨人與基督教徒的對話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在國內戰爭末期，作為它的一種自然後果，在伏爾加河流域發生了空前未有的饑荒。因為這不很使這次戰爭的勝利者增光，所以我國的書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兩行。然而這次饑荒達到了人吃人、父母吃親生子女的程度這樣的饑荒甚至在大混亂時期的俄羅斯也是沒有見過的(因為當時，據歷史記載，一連數載都有尚未脫粒的谷垛被壓在冰雪下過冬)。一部關於這種饑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們見到的和知道的關於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一切完全改觀。但是，既沒有電影，也沒有小說，又沒有統計研究這是竭力要人們忘掉的，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們已經習慣於把任何饑荒的原因推在富農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誰是富農呢?柯羅連科在《致盧那察爾斯基的書信集》中(儘管後者答應過，但我國從來沒有出版過這個集子)解釋造成國內遍地餓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說：這是由於一切生產率的下降(勞動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於農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喪失了哪怕給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將來會有人算清這筆帳：根據佈列斯特和約，從失去抗議聲的俄國，甚至從未來的饑荒區，用了好多個月好多節車皮給繼續在西方作戰的德意志帝國供應了多少糧食。

一條筆直的、短短的因果鏈條：伏爾加河流域一帶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於我們當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憲會議。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於從人民的災難中也能取得成功。這確是神機妙算須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現在讓神甫們去養活伏爾加流域吧!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是慈悲為懷的!

1拒絕就把整個饑荒嫁禍於他們，並可以把教會摧毀;

2同意我們就把教堂徹底打掃乾淨;

3在兩種場合都可充實貨幣儲備。

而且，這條妙計看來還是教會自己的行為給提醒的。正如吉洪總主教所陳述，還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饑荒剛發生的時候，教會就成立了救濟饑民的教區委員會和全俄委員會，開始募集錢款。但是，容許來自教會的直接救濟送到饑民嘴裡，那就等於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查禁了，而錢款則收歸國庫。總主教還向羅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這也被制止了，解釋說，只有蘇維埃政權才有權同外國人進行談判。而且何必大驚小怪;報紙上寫著，當局自己有一切辦法來應付饑荒。

而在伏爾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門框。最後，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會(國家救濟饑民委員會)向教會提出建議，為饑民捐獻教會的貴重物品，不是所有貴重物品，與教儀有關的物品不必捐獻。總主教同意了，救委會制訂了一項實施細則：一切捐獻必須是自願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總主教發表文告;允許各教區委員會捐獻無關教儀的貴重物品。

這樣一來，一切又可能化為矇蔽無產階級意志的妥協。

思想如迅雷閃電!思想變成法令。全俄中執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從教堂收取一切貴重物品為了饑民!

總主教給加里寧寫信加里寧沒有答覆。於是，總主教於二月二十六日發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從教會的觀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