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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們現在該怎麼做？”王暉問晴江。“我想，我們不如先核算一下自己的生產成本，降價可以降一點，但不能太多，最多一個塑膠包裝盒，只能比其它廠家少一至二分錢，我們還是要以我們的質量去征服市場。在管理上要儘量降低生產成本，我們最大的優點就是機器和裝置基本上是自己生產的，模具也是自己做的，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所以，我們能夠把成本降下來。”晴江說。“你的想法我覺得很有道理，就按你的想法做一段時間看看再說。”

他們確定了新的銷售方案後，就開始去找每一個廠家做推銷，這時的他們沒有交通工具，很多時候他們都是騎腳踏車去廠家跑業務，有時就坐班車，送的貨物不多時，就騎三輪車去送，這樣經過了三個多月，他們的產品被一部分廠家所接受，漸漸地開啟了一些銷路，他們的生意基本穩定以後，他們還共同制定了一個做生意的原則，就是：“以質量和誠信為本，多做事為上，利潤為次，促銷與代銷相結合。”這個原則讓很多廠家認可了他們的做人原則和做事原則，也逐步得到了很多廠家的信任，生意也有所好轉。

有時他們除了共同商量生意上的事外，還在一起探討很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那時的生意場上，很多人為了謀利，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有的人只考慮眼前利益，甚至只想到如何把錢賺到自己的腰包，根本不考慮別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損害，這就造就了生意場上某些人的人性的扭曲，加之當時國家對市場管理的不規範，很多人只想到如何鑽國家的空子，只想到怎樣把國家的錢變為自己的，失去了原則和信念，國家的利益被當作了一個大蛋糕，很多人在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瓜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裡，很少有人會以誠信做事，他們沒想到這是人立足的根本，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政府和機關是這樣，一個國家更應該這樣。

有一天晚上，晴江想起了《論語》裡的一段話，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何也。大車無軲，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他把這段話講給王暉聽，並問他對這段話是怎樣理解的？他回答說：“在中國幾千年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孔了，就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就像一張車沒有輪軸，怎麼能讓它走得順當呢？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沒有誠信，一個政府也像這樣沒有誠信，一個國家同樣也是這樣沒有誠信，那麼整個社會是什麼樣呢？還不都亂套了？你說是嗎？”

“是啊！可現在的社會現實就是誠信消失的萌芽，你不覺得嗎？不但人失去了誠信，連有的政府和機關也沒了誠信，他們學著生意人的這些觀點，變著戲法的把政府的錢變為自己的，有的為了自己升遷的需要，不惜一切代價的在花人民的血汗錢，建民心工程，改造城市居住環境。這樣做讓他們政績有了，工程有了，升遷的機遇有了，錢也花光了，花光了又怎麼樣呢？貸款繼續他們的這些工程，這些都是為了他們的私利，有很多的政府和機關虧空了，可還在吃喝玩樂，幾年下來吃喝玩樂的錢，是幾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些剛萌芽的東西沒有被社會和統治者們所重視，以至導致了很多的社會惡果。這些有人管嗎？沒有，這些有人問嗎？沒有，還說中國是一個監督檢查機構比較健全的國家，什麼紀委、監察局、檢察院、審計局，可這些都沒人去監察，去審計。慢慢地人們也習慣了讓這些坑害人民的醜行的存在，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也漸漸地消失了，沒有人會去揭發，沒有人願意去得罪人。”晴江發牢騷說。

“你說的就好比是人的一種習慣，習慣對人和物體都有一種慣性，我認為，好的習慣對社會和人都是有益的，而壞的習慣卻對人和社會都是有害的，它會讓人的信念消失，意志破滅，失去原則，它雖然給人一種不斷向前的力，也會引導人不斷的向前，可這種力不是一種推動力，而是一種對社會和人的阻礙力，說明白點，你不覺得它就是一種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