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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她忠誠孫中山的理想，包括聯俄聯共政策，始終站在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前列。但是她又並非簡單反對或簡單支援，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現實中，她的敏感個性和獨立性格，也時常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宋慶齡對待托洛茨基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與陳友仁、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領袖流亡蘇聯，他們原本對史達林寄予熱望，以為蘇聯會全力支援他們。但抵達莫斯科後的情形卻不免讓他們失望。雖然莫斯科車站上歡迎宋慶齡的場面十分隆重，但史達林並沒有因為發生了&ldo;四一二&rdo;事件而改變其支援蔣介石的政策，這樣，流亡蘇聯的日子，對宋慶齡來說，並沒有留下美好的記憶。相反，是無奈，是失望。

宋慶齡流亡蘇聯期間，蘇共發生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便是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分歧日益公開化，進而達到白熱化程度，隨著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唸的慶典結束，對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開始了。曾派往中國的蘇聯特使越飛的自殺對宋慶齡無疑是個讓人寒心的訊息。越飛與托洛茨基和宋慶齡等流亡者關係都頗為密切。《孫中山夫人》一書中這樣說:&ldo;從此，慶齡在政治上被孤立起來，只有隨她從中國來的朋友同她在一起。鄧演達由於在共產國際的一次會議上發言過於坦率，被迫逃離俄國。從史達林那裡得不到什麼安慰。慶齡和陳友仁去會見他時，史達林竟敦促他們回國去與蔣介石合作。至此慶齡惟一的樂趣是她與加里寧夫婦之間的友情，他們一同去莫斯科郊外的寓所滑雪自娛。&rdo;

在武漢政府時期曾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秘書的美國女記者瑞娜，陪同宋慶齡一起流亡到蘇聯，她親身感受到宋慶齡遇到的冷落。她給留在上海的丈夫頻繁寫信，這些信從另外一個側面記錄了流亡中宋慶齡的窘狀。美國作家蘭德在其描寫美國記者在中國革命中的命運和磨難的專著《走進中國》中，對這段歷史做了詳盡描寫。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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