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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從過街樓上掛下一隻籃去買兩隻粽子（《子愷漫畫》七○頁），有時從洋臺眺望屋瓦間浮出來的紙鳶（《子愷漫畫》六三頁），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個小天地中，看不出春的來到。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一個客人上門，我妻每天的公事，就是傍晚時光抱了瞻瞻，攜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回家（《子愷漫畫》六九頁）。兩歲的瞻瞻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口裡唱著“爸爸還不來！爸爸還不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她孃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和唱。瞻瞻在馬路上擾攘往來的人群中認到了帶著一疊書和一包食物回家的我，突然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臂撐不住。阿寶陪著他在下面跳舞，也幾乎撕破了她母親衣裾。他們的母親呢，笑著喝罵他們。當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驗著小別重逢時的家庭團圓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站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活劇，看到一種可喜又可悲的世間相。

他們這樣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絕緣的小天地。這裡是孩子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瞻瞻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四歲的軟軟，彷彿羅馬的三頭政治。日本人有tototenka（父天下）、kakatenka（母天下）之名，我當時曾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為tsetse…tenka（瞻瞻天下）。因為瞻瞻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羅馬三頭政治中的領胄。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是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卻以為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臺下面的觀劇者。喪失了美麗的童年時代，送盡了蓬勃的青年時代，而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群真率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的幸福，覓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豔羨他們的世界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都虛偽卑怯，又覺得人世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偽卑怯的大人們所能致，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畫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地回憶起來。例如：他們跟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裡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派瞻瞻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曾經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注：當時我鄉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是代替清朝時代的紅纓帽子、外套的。我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故鄉的鄉親借去當作結婚的大禮帽用。）瞻瞻這兩歲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去戴上了。他們派軟軟做新娘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矇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頭矇住了。一個戴著銅岔帽好像蒼蠅戴豆殼，一個矇住紅包袱好像猢猻扮把戲，但兩人都認真得很，面孔闆闆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結婚式中的人物。寶姐姐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婦而教他們參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裡（見《子愷畫集》第三七頁）。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不是斷了腳的，就是擦了漆的。它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棚時可以當牆壁用，做客人時可以當船用，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看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為生活而拼命奮鬥的勞動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汙的小手來揩摸，披壓在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著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動者”（《子愷畫集》三四頁）。哭的一事。在孩子們有特殊的效用。大人們慣說“哭有什麼用？”原是為了他們的世界狹窄的原故。在孩子們的廣大世界裡，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