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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做逐字逐句的分析，而著重文學風格和作者的人品，以及源流脈絡的掌握。正因為他循循善誘，待人和藹，醇篤狷介，平易豁達，故臺大中文系自臺靜農掌舵後，便有一個任你翱翔的自由開放的寬廣天地。正如張淑香所說：“人人都說他無為而治，但無為而無不為；當時那一片清暢自在的生機，實在就是來自老師本身磅礴開闊的氣象，醇雅豁朗的風姿，以及名士耿介清拔的修持，一種無言自化的啟迪。這樣的老師，如清風明月，滌人耳目，洗人性靈，自然引人瞻矚高遠，寄心遙深，而不以眼前利害得失為務。”6　在一個最容易產生文人相輕的地方，中文系師生在臺靜農的帶領下未鬧過大的矛盾。學術上雖有不同看法，但沒有演變到黨同伐異的地步。

臺靜農在“歇腳庵”一住就是四十年，故原無久居之意已不復存在，因而臺靜農請張大千居士另題齋名，寫了一方“龍坡丈室”的小匾掛起來。他對此解釋道：“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於其間，能說不是大事。”7　有人勸他寫*，他對此的回答是苦笑：“能回憶些什麼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見一書涉及往事，為之一驚，恍然如夢中事歷歷在目，這好像一張封塵的敗琴，偶被撥動發出聲音來，可是這聲音喑啞是不足聽的。”8　自己的聲音是喑啞了，可他願意提攜那些聲音仍洪亮的人去歌唱。1960年，因《自由中國》雜誌遭查封而受牽連的聶華苓家中，突然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前輩，這人便是臺靜農。臺說明來意，即希望她到臺大去擔任“現代文學”課的教席後，聶華苓驚訝得不知如何回答。“不僅因為臺先生對我這個寫作者的禮遇，也因為我知道臺先生到臺灣初期，由於和魯迅的關係，也自身難保；而我那時在許多人眼中是個‘敬鬼神而遠之’的人。臺先生居然來找我！我當然心懷感激地答應了。”9　正由於換了一個環境，此時受特務跟蹤的聶華苓感到自己來到另一片廣闊明朗的世界。她不再擔心受特務騷擾，又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臺靜農的文學觀無疑是傳統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種尊嚴與高貴的面容，但未給人可敬而不可親之感，因為其中洋溢的多是舒坦寬厚的精神。正因為他有寬廣的胸襟，故除介紹詞學大家葉嘉瑩來臺大中文系教詩選，使那些莘莘學子有瞻仰系裡第一代師長諄諄風采的幸福外，還容許被線裝書壟斷的中文系讓從美國愛荷華寫作班畢業的王文興到這裡來教外國現代文學，其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講的不是英國的喬伊斯、美國的海明威，就是法國的薩特、德國的考夫曼、美國的佛羅斯特。這門課為中文系學生開啟另一個世界的文學視野，並在王文興的啟發下不少人走上了創作道路，其中不少還是著名的現代派作家。正是臺靜農引進王文興這種內省型的作家到臺大中文系來，才促使中文系流風餘韻，馨香不盡，讓《現代文學》雜誌與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在風氣上有所轉向。

臺靜農（4）

眾所周知，在臺灣學術界，中文系與外文系往往代表兩種不同學風、學派。前者著重研究古典文學，鑑於當局不許傳播魯迅及其30年代文藝的禁令，中文系便無法開“中國新文學史”課，因而學風顯得封閉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學為主。雖不開“中國新文學史”課，但由於系風開放，師生對大陸新文學作品作家都心嚮往之，並在老師鼓勵下搞起了原本屬於中文系專利的文學創作。臺靜農把這兩股不同的學派結合起來，不但請進王文興這樣的前衛作家到中文系釀造適合創作的環境，而且在歐美文學大本營的《現代文學》上連續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使傳統與前衛兩種文學思潮在這裡匯流。

李敖在臺大讀歷史系時，臺靜農是該校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沒教過李敖，但在李敖窮困潦倒於1957年出售家藏舊版《資治